【敦煌归义军和契丹辽朝的联系】 印象中归义军一直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在归义军初期确实如此，一心一意。

但在唐朝灭亡之后，尤其是辽代崛起之后，归义军政府也审时度势，在继续联系中原王朝的同时，加大了同辽朝的交往，这在归义军晚期尤其明显。

《辽史》中对 归义军和辽朝的联系有很多记载，如图9所示。 1017年，最后一任节度使，曹贤顺，甚至亲赴辽朝，这在归义军的历史上，除了张议潮进京入质外，是绝无仅有的。

（在《辽史》中，曹宗寿、曹贤顺被写作 “曹寿”“曹顺”或“曹恭顺”分别是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辽景宗耶律贤之讳。）

在与辽朝的交往中，归义军是以“敦煌国”的身份出现的。

《契丹国志》卷二一《外国进贡礼物.诸小国进贡物件》列有“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洲，凉州”并云：“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国贡献”。

敦煌与契丹的频繁交往，也对敦煌产生了很多影响：

莫高窟346窟的射手，与内蒙古库伦辽代2号壁画墓的青年人物，在服饰特点上十分相似，如图1，2，3。（杨富学《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

敦煌遗书P.2159v 《妙法莲华经玄赞科文》卷二题署：燕台闵忠寺沙门诠明科定，有学者认为这位诠明是辽圣宗时期的一位大师，说明此经是从从辽朝流传到了敦煌。 图4

更进一步，沙武田在《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一文中，认为敦煌同辽代的交往，促成了藏经洞的封闭，以下略述其主要观点：

在佛教发展历史上，流行将佛教分为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据《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记。“佛灭度后法有三时，谓正、像、末。”，关于三个时代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种是“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 再根据周穆王五十二年（-949），佛陀涅槃的记载，得出末法时代将在1052年到来。

有很多资料可以证明，在当时的辽代，这个末法时间是得到了广泛的信仰的。 比如：

“1988 年，辽宁朝阳北塔考古勘查队在清理北塔，即辽代延昌寺塔塔刹时，发现刹顶第十二层屋檐内有辽代重熙十二年(公元1043年)所建的天宫,在此天宫前立有一件刻在石版上的“物帐”，该物帐记载奉纳天宫的物品详目，文末附记有：“大契丹国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午时再葬。像法更有八年入末法，故置斯记。” ” ，如图5

另外上述杨富学文章中，认为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双龙银冠，冠的正中有摩尼宝珠，可能是王者之冠，是辽代以“zhuanlun圣王”治国的体现，而“zhualun圣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末法时代到来之前护法。 如图6，7，8 （图片来自@墓道猫 @动脉影 ）

在末法时代到来之前刻经保存，以备后用，历代都有，所谓“镂石班经 , 传之不朽 ”。北京房山石经，虽然初创于隋代，但刻经最为兴旺的年代正是辽代。

1052末法将来，这种思想盛行于辽代，也通过敦煌与辽的频繁交往，传到了敦煌。于是在末法时代到来之前的某一年，将珍贵的经书放进藏经洞封存起来。

“敦煌与辽的交往，集中在归义军曹贤顺 1014—1036年的前期即 1020 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辽朝末法思潮对敦煌影响最大的可能性就在此一段时间， 因此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在此间段或稍后的可能性很大。”

夹在各种势力之间的归义军，能存在近200年，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