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古文经学与谶纬学为何比翼而兴？

在经学一尊的时代要为改朝换代提供新的理据，自然不能完全离开经学来另搞一套，那适足以制造阻力，更不可能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在当时，这类新的理据总的是要能更加有力地论证新朝的“顺天而应人”。它们必须是一种新的经学形式，却不能完全以君臣大义为轴心而作茧自缚；要依傍又出入于今文学，又有更易操作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内涵。对当时来说，这样的理论形态一部分已经现成准备好了，这就是尚处民间和禁中秘阁的古文经学。但古文学扎实而不神圣，繁琐而少玄妙，见微而难知著，例证周详而结论平淡，重书本文献而忽民间谣谚，立足于实际而不着眼于未来，尤其致命的是缺少对天命转移的系统阐述，因而必须以充满天命所归、神圣意旨的纖记预言，证据链条极长极多而所释无不圆转如意的纬书为之辅翼。清代学者有谓 “六经明往之书，纬则知来之业”，且以佛教有显、密二宗而喻 “经显教，纬密教”，可以说相当准确地概括了纬书的各种素质。而若在此基础上再括一义：纬书是对宇宙万物现象的诠释，要在着眼于易代而明其气运理致，取今文学微言之长而辅古文学大义之短者也。这个问题自然不宜在此细说，但古文经学和纬书同时在成、哀以来崛起流行，且与当时政局及政治思想和革命论的转折演变紧相关联，当可断言其绝非偶然。（楼劲《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pp.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