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总是关系到权力，放弃就是把命运交给别的人、追逐权力的人去操纵。
人的复多性，即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的人生活在地球上，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需要用言行来表达自己的独特性，他独一无二的存在需要在他人面前的显示，被他人看到、听到和得到他人的承认。言说和行动因此是人向他人显示自己独特性的方式，显示他作为一个“人”存在的特有方式。诞生性（natality），一个新人的降生，总是意味着可能为世界带来全新的东西，人总是有开端启新的能力，是一个开端者（beginner），这是人真正的自由所在，阿伦特对自由的这一理解来自奥古斯丁。人的“诞生性”表明，新的意义、新的事物、新的改变总会发生，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行为主义还是历史科学的逻辑都不能证明人应当屈服于必然性，而不再期待全新的开端。阿伦特批评海德格尔把“有死性”作为人在存在论上的根本条件，让人不是有生生创新的期待，而是对生存在世的厌倦。相反，阿伦特强调“诞生性”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诞生性”是一个希望的证明：提醒人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的，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
在交往中向他人显示我自己，也有机会倾听他人，他人对某个事情的看法总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自身没有注意到的角度，这些都让我们感到公共生活独有的快乐。阿伦特认为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独特性和复多性，使得我要借助他人的观看、倾听和承认，才显示我是“谁”。我是谁（Who am I）的问题不同于我是什么（What am I），在劳动中人只是人类物种的一个成员，要生存、一睁开眼就要消费。在工作中是教师、医生、厨师，在一个固定的职业上被定义。“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自己是谁，积极地揭示他们独一无二的人格身份，由此使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之中。”行动既是和他人共享的活动，又是对个人自我的彰显。它的意义或价值不在于实现了某个外在的成果，当然它会带来外在的好处，如解决了社会问题，促进了公平和效率，但那些是行动的副产品。这样我们看到阿伦特在行动这个概念中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对于政治的看法。如政治是关于权力的分配，主要是政府的管理行为，政治的目标是促进社会保障，提高GDP，解决就业住房问题等等。很多人批评阿伦特对政治陈义过高，但她的理论并不意味着把社会福利分配和政府管理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而强调政治本身是一个作为公民与他人协商、参与的活动。没有自由平等的参与，政治看起来可以简化成一个如何更有技术有效率管理的事情，交给专家、市场去做，但放弃政治的负担也许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政治总是关系到权力，放弃就是把命运交给别的人、追逐权力的人去操纵。
这一层仍然是从工具性的层面来看行动的意义，从目的性的层面来看，行动赋予了个人独特的人格生命。在群体中的展示，被他人看到和听到，获得了个人的独特身份，构成人的繁盛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