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摘 徐良高 研究员 的文章，“ 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中国社会科学》2021.09

1 物质文化史

“ 进入历史时期，由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强烈政治性和致用性，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内容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活动是史书的主要内容，其他社会活动往往被忽视或一笔带过。掌控话语权的皇权和精英成为文献的中心，他们的言行是记载的主要内容，沉默的大多数被忽视、被扭曲。”

“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成果是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历史叙述体系，将传统的王朝史体系转变为考古学文化史体系，将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转变为以物质文化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转变为以所有人为对象的历史叙述，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创造进入历史学的视野。”

2 文本性

“ 考古学成果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古代文献记载不是客观、准确的历史实录，所有历史文献都是文本，具有明显的文本性。文献记载的形成与流传背后隐藏着撰述者、注释者的主观性和话语霸权，即谁在说？谁在写？为何说？为何写？说什么？写什么？作为文本的文献记载，一方面保存了很多有历史学价值的，值得我们参考、利用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其本身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也充斥着各种偏见、选择性记录、想象推测、以讹传讹、编造杜撰、权力操控、自以为是和过度的诠释与演绎等。

虽然我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考古发现证明了某某文献记载的正确性，但如果我们认真梳理早期的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就会发现，中国考古发现虽然证明了一些古代文献记载是有所依据的，但更多的是证明了古代真实社会与人类文化的复杂性，补充甚至颠覆了相关文献记载和传统认知。

比如，韩城芮国墓地的发现与文献所记载的芮国地望不同，文献记载的晋国早期封地与考古发现不同，文献中失载的南方曾国，等等。又比如，关于先秦丧葬制度，文献记载见于《左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对照考古发现的两周墓葬遗存资料，我们知道文献中的许多记载都是出于理想的建构，并未实际存在或实施过，墓地内墓葬的分布、随葬品的多少和组合、墓道的多少等都不似文献记载得那么严格有序，所以有学者指出：“《周礼》所说周人族坟墓的两种类型（‘公墓’和‘邦墓’），具有某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文献记载具有明显的文本性。”

……

“ 由于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献基本都是中原人以汉字撰写的，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原文化中心观及由此带来的中原文化优越论和对周边异域文化的歧视与偏见。“异域与他者的想象”带来文献中的“想象的异域与他者”，犹如赛义德所讲的近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学”。

在中国古代文献的描述中，天下由诸夏与四夷组成，诸夏居中，文化发达，四夷僻处四周蛮荒之地，文化落后。

《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史记·赵世家》载战国赵公子成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关于周边族群文化，则如《国语·周语中》所载：“夫戎狄，冒没轻馋，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又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类记载也见于《淮南子·坠形训》和《汉书》中，可以说是充满了对周边族群、文化的偏见与歧视。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显示，各地区的古人都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辉煌文化，古代的周边地区文化与中原一样发达，如商周时期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等。在更早时期，如北方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陕北以石峁、新华等大型遗址为代表的陕北龙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东南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等，其社会组织、技术发展水平和文化成就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文化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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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的框架是战国和两汉的文人雅士们确立的，这些观念因应当时的社会历史问题而起，再往前追溯至上古，所谓三代、尧舜、乃至三皇五帝。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之系统化。这套观念体系反映的是古代士人群体的价值观和精神观念，而士人仅是人群中的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