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晚期到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及其继承人曾经在欧洲推行过一次文艺复兴运动。当时西欧普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态，除了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读书，而低级教士的水平也是很低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查理曼大帝延请欧洲各地的优秀学者来到法兰克帝国，恢复和兴办学校与图书馆，在文学、艺术、宗教典籍、建筑、法律哲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或“欧洲第一次文艺复兴”。一些濒于湮灭的古代文献，包括残存的古罗马抄本和注解，也在这次文艺复兴中得以保存下来。存放在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里，供学者（主要是修士和神学家）研究。与此同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也保存了不少古典时代的文学、历史和法律文献。

“加洛林文艺复兴”形成了欧洲中世纪学术研究的传统。在这样的研究中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等知识系统和文化体系的萌芽。但是中世纪的古典文献研究者倾向于从宗教的角度来解读这些希腊-罗马的“异教”古籍，以试图证明基督教产生之前上帝就已经影响世界。绝大部分西欧人则与过去的知识断了联系。而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才终于能够开始跳出基督教神学的窠臼，用人文主义的视角来重新研究这些典籍。

在11世纪和12世纪，西欧经历了第二次文艺复兴，也叫“12世纪文艺复兴”。当时西欧人通过十字军东征，攻打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与拜占廷帝国日益频繁的交流，从东方接触到了更多的古希腊和伊斯兰哲学及科学著作，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花拉子密、阿尔-拉齐、宰赫拉威、阿维森纳、伊本·巴哲等人的著作。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发展也为翻译这些典籍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当时在西欧出现了印刷术、火药、眼镜、钟表、改良过的船只、阿拉伯数字、造纸厂、纺车、以及哥特式建筑。

历史学家查尔斯·哈斯金斯曾经评论说：“……从许多方面看来，欧洲在12世纪都处于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时代。在十字军东征、城市崛起、民族国家建立的背景下，罗马艺术达到了最高峰，而哥特艺术也萌芽。白话文学问世，拉丁古典学、拉丁诗、罗马法再兴，希腊科学与哲学经过阿拉伯人的钻研后于欧洲复活，而欧洲第一批大学也建立起来。12世纪在高等教育、经院哲学、欧洲法学、建筑、雕塑、礼拜式戏剧、拉丁诗、白话诗都留下了印痕。”

到13世纪初，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罗马著作都已在西欧翻译完成，并从大学和经院流传开来。托马斯·阿奎那、罗哲尔·培根等经院哲学家将这些著作中的自然科学知识进一步精研发展，并且发展出现代的、思辨的研究方法（比如用数学了解自然现象），以及亚里士多德提倡的对外部事物的探索、怀疑精神、实验实证精神，用这些来反对基督教神秘主义——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遭到教会的查禁，但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研究他的兴趣。

客观来说，“阿拉伯人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在欧洲的三次文艺复兴中，与阿拉伯关系最大的是12世纪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在此之前，西欧人在历史上一直知晓古代希腊罗马著作的存在，并非像常说的“完全需要从阿拉伯人那里来了解古希腊”这样不堪。但西欧保存下来的古希腊罗马原始文献数量较少，大多只是残片或二手三手的抄本，而且并未为僧侣阶层之外的人所掌握和使用。而阿拉伯文献（包括阿拉伯人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的引进，在欧洲促成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勃发。在这一次文艺复兴时，西欧学者感兴趣的领域在于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动植物学等方面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典籍。虽然黑死病中断了这次文艺复兴的进程，但它却为14和15世纪源起于意大利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伟大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

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文学和历史等文化方面的文献成为新的研究重点。这次文艺复兴最主要的意义不是对于希腊罗马古籍的“再发现”，而是对它们的重新解读。总的来说，15世纪这次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并非建立在从天而降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加洛林文艺复兴”和“12世纪文艺复兴”的积累，一浪推一浪，最终导致了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