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38年的杂志上这篇记事还挺讽刺的……尽管抗战期间文艺界一直主张“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并且也提出了相对完善的理论，比如，形式上采取民间艺术，如山歌、大鼓词、京剧、独幕剧等来应对大众文盲率较高的现状，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多用土话方言，内容上靠近大众生活等等。结果大众化做得最成功的竟然是敌军……难怪美国的学者说中国抗战文艺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提高抗战斗志，而不过是希望减少民众的通敌行为而已（麦金农《武汉，1938》）。

这几天读到的另外几篇关于河南、湖南等地的速写、报告文学也都不约而同地描述了农民对于所谓“抗战”的“漠不关心”，甚至不知道在和谁打仗，一心扑在田地上。记录下这些情形的通讯员似乎不能理解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但对于农民来说，谁打过来了，或许真的没有今年麦苗长得怎么样重要，壮丁都上前线了，再怎么渲染“鬼子打进来了妇女被奸淫”的抗战气氛，田地也不能荒芜着，裹着小脚的妇人也得碎步走下田垄务农去。

这种「你死有我求相干」的漠然，初读的确让我大吃一惊，与我此前接受到的「大众神话」的叙事是格格不入的。但仔细想想，未尝不是「兴亡百姓苦」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正是把握到了这种真实的而非理想主义的「大众性」，敌人的战争宣传才能渗透到大后方的四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