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尔眼中的毛泽东（十）

其实，扯去1919年中国虚张声势的外表，没有那么困难。
就在这个暴风骤雨的夏季，毛泽东代表学生联合会创建并编辑了一份周刊，名称取自地名﹣-《湘江评论》。它刊登的很大一部分稿件是毛泽东撰写的。杂志的第一期2000份在一天内就销售一空。随后各期印量是5000份（在1919年的湖南，这是很大的印数）。
《湘江评论》的文章采用日常的口头语言。为表达五四运动的文化目的，杂志使用"白话文",而不使用生硬古老的"文言文"。这种变革就像用流行歌剧《万世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的语言替换詹姆士一世钦定版《圣经》的语言一样巨大。
的确，甚至像胡适教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是个很能吸引人的作者。他的文章在有红色格子的薄纸上起草，文字直率而生动。他热衷于读报，这使他获得了表达一个观点时进行细致描述的能力。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 编者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宣布，"什么不要怕？"他的回答表现出他当时的思想像超级市场一样包罗万象的特点："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在一份中国报纸上，我们发现了一篇由当时与毛泽东同为小学老师的周世钊写的文章，回忆毛泽东当编辑的情况。文章或许有夸赞的成分，但仍有参考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已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
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民众的大联合"，总结了他的观点。文章很有说服力，表达了他的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文章虽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但与两年前他写的《体育之研究》已大不一样了。毛泽东在文章的开头给出一个悲惨的诊断："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他不再认为只要有强健体格的人就能解决问题。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需要有自我修养的人，毛泽东就是个典范。但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没有提及领导问题。他鼓动民众，以取得最大范围的支持。他号召来自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并为反对压迫而"呐喊"。大联合既靠心灵的感召，又靠组织工作的力量，团结是关键。1911年的革命没有调动普通民众，下一次革命唤起民众是必需的。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德国人），为的是说明他的理论不如毛泽东最钟情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较为稳健的观点或许不能立竿见影，但它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
他的文章是革命性的。但在1919年的长沙，比起其他五六位理论家，马克思并不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首席理论家。毛泽东的愿景，是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他有一种擅长组织的本领，但是至此，他还没有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认为有一系列的联合，汇聚起来将促成革命的潮流。目标很简单："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妇女、黄包车夫、农夫、学生，人人都包括在内，并没有按阶级来划分。
当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谈论这些阶层的苦难时，学生的痛苦令他最为动情：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在学校的时候，毛泽东就曾造过老古董的老师的反，现在要造整个社会的反。他说："我们尚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这篇文章受到李大钊办的杂志《每周评论》的赞赏（"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这促成了"湖南各界联合会"这一很难运作起来的联合组织的成立。"
毛泽东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对他而言，是迈过了一道门槛。读书、学习、在教科书的页边上写出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采取一种立场则是全新的另一回事。这是采取行动，是敞开自己的心扉，会造成一定后果。
军阀张敬尧的一个惯常做法是查封左派的刊物，就像在能源危机时公寓管理人关掉照明灯一样。有一天半夜，一支武装小分队来到潇湘印刷出版公司，只出版了5期的《湘江评论》被扼杀了。它的主办单位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天夜里被取缔。
小型杂志就像鸟雀一样多，它们飞去飞来，有的转瞬即逝。毛泽东不久就加入了另一个杂志《新湖南》，这份杂志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同样在宣传五四运动。这年夏天它急需人手，所以欢迎毛泽东担任编辑。《新湖南》在6月份创刊，8月份由毛泽东接手，10月份就遭到同《湘江评论》一样的命运。但在这一期间，毛泽东的文章和笔力还是得到了全国左派力量更多的赏识。
作为一个政论作家，毛泽东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他的几篇文章被长沙主要的报纸《大公报》刊登。突然间，发生了一起值得写一写的事件。
长沙有位赵小姐就要出嫁了，但她不喜欢为她挑选的未婚夫。然而两家的父母（她父亲是个眼镜制造商，而男方的父亲是个古董店老板）都坚持他们为这对新人精心安排的亲事。成婚的日子到了。赵小姐穿着华丽的衣服，坐上了新娘的花轿。送亲的队伍开始向新郎的宅第进发。刹那间，赵小姐从她的裙装下面抽出一把利刃，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文章。在随后的两周内，他写了8篇关于婚姻、家庭压迫和旧社会罪恶的文章，接连发表在《大公报》的专栏里。
像通常那样，毛泽东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挖掘一种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指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他的文章句句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他把赵小姐的新娘花轿称作"囚笼槛车"。
人们在毛泽东这9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嗅到毛泽东自己的包办婚姻以及他母亲顺从地受丈夫欺压对他的影响的味道。对于他父亲这样的人，用"大男子主义"来形容，只是中国革命在当时的一种轻描淡写的提法。
毛泽东以一个父亲的口气写了一篇《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的文章。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号召读者"振臂一呼"，从而把迷信这一腐朽的东西摧垮。大胆行事才能成事，这已成为他的一个信条。"命定婚姻，大家都认作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从此时开始，毛泽东一生都反对自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小姐那样自杀，并不是在反对腐朽的旧社会；那是对注定灭亡的制度的肯定，是去适应它。"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毛泽东这样阐明他的观点。"
毛泽东猛烈地抨击妇女贞节牌坊，这种牌坊当时在人们心中是很威严的。"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他这样问道。随后，他让女学生上街去鼓动家庭主妇们抵制日货，并努力为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活动争取支持。
毛泽东的思绪又回到早先创办的新民学会的名称上。妇女问题就是塑造新［的］民［众］的内容之一。但是毛泽东已经慢慢认识到，一个新的社会才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正沿着同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发生正面冲突的方向发展。1919年12月，局势达到危急关头。张敬尧的部队动用刺刀和枪托驱散在教育广场上点火销毁日货的群众。一个接一个的筹备会在深夜召开。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宣言书，号召推翻张敬尧这个亲日派封建屠夫。
13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这份宣言书上签了名。更多的人参加了进来，长沙全市大罢工开始了。张敬尧的政权虽然受损，但没有被推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成为追捕的对象。
张敬尧现在恨透了毛泽东。为了躲避张敬尧的追捕，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人士中为反对张敬尧寻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