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要了解某一时期窑业的发展情况和历史地位，需要从纵向上比较它前后阶段的生产情况，这样才能做出整体的判断；而要了解某一时期的窑业生产情况，应尽量是由不同生产窑场所代表的“点”去构建窑区的“面”，点越多，构建的面越完整，所反映某地区的窑业生产情况也越具有说服力。明代早期，景德镇制瓷业以镇区为中心，在周边的湖田、瑶里、丽阳等窑区也有一定规模的瓷器生产，然而目前进行过正式考古发掘且包含明早期遗存的民窑遗址十分有限，见于发表的仅有湖田、丽阳瓷器山和落马桥三处，而位于镇区内的仅有落马桥一处。其中，湖田窑是早期窑业的中心窑场，五代至宋元遗存十分丰富，但明代已是湖田窑的衰落期和最后生产阶段，难以反映此时民窑生产的基本情况；瓷器山窑址的时代集中在宣德至天顺时期，由于没有晚期生产活动对早期遗存的破坏，完整的保留了一个时期的窑业生产面貌，但也由于遗存的时代短，缺少瓷器生产的纵向联系。落马桥窑址的发掘恰好填补了以上两点缺失，它位于生产核心区内，出土的明早期遗物丰富且连续，为我们考察明早期景德镇民窑的生产与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将落马桥明清遗存分为七期，其中一、二期分别对应洪武至宣德和正统至天顺时期。第一期出土器物不多，品种单一，白釉瓷为主流产品，另有少量红绿彩瓷和釉里红瓷。以典型遗迹单位T17H5为例，在此灰坑出土的3032件（片）标本中，白釉瓷有2966片，占总数的97.8%；器类也很单一，主要为碗、盘，白釉碗占84.6%，白釉盘占15.4%[12]。碗主要有侈口曲腹（图四，1）和侈口折腹（图四，2）两种。折腹碗的口部很侈，较元代卵白釉同类器口部外侈程度强（图五）。盘主要是侈口曲腹盘，内底多有压环（向下减胎一周），圈足大，挖足较浅，通常只有外足墙的一半，内足墙向外斜削（图四，3）。器物均为白胎，胎质多较细。器物内腹部多见模印装饰。本期出土器物能够与多处明初纪年墓葬出土瓷器相对照，如白釉侈口曲腹盘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俞通源墓[13]、中华门外郎家山永乐十六年（1418年）宋晟夫人墓（图四，6）[14]出土器造型及纹饰相同。白釉侈口曲腹碗与永乐五年宋晟墓[15]、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地宣德六年（1431年）王祥墓（图四，4）[16]出土器形制相同。白釉侈口折腹碗与四川成都明蜀王府遗址出土器形制相同（图四，5）。

本组地层、遗迹叠压或打破元代晚期地层，加上地层中出土有明确的明初“乐平县”铭板瓦[17]，可以判定年代上限不早于洪武。本组地层又被三朝时期地层所叠压，因而年代下限不晚于三朝。对比纪年资料发现，落马桥出土的白釉瓷不仅见于洪武时期的墓葬中，也见于永乐、宣德时期的墓葬中，虽然晚期墓葬随葬早期器物很常见，但是考虑到上述情况并非个例，且通过类型学的排比，无法排除一些白釉瓷器为永宣时期生产的可能，因而将第一期的年代判定为洪武至宣德时期。
青花瓷是享誉世界的名品，也代表了景德镇瓷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工艺革新和技术进步，元青花的出现标志着景德镇瓷器由单一的胎釉装饰阶段进入到了彩绘装饰阶段。但考古发现表明，青花瓷这一新品种在当时并不是最主要的产品，在落马桥元代晚期地层出土的各类瓷器标本中，青花瓷最多占9.1%[18]，也就是说，元青花的出现并没有替代原有的装饰工艺，真正的彩绘时代进入明代才开始。对于官窑来说，通过御窑厂遗址的系统发掘，大体可以清楚在永宣时期以青花瓷为代表的彩绘瓷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而明代民窑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复烧青花瓷的，长期以来并不清楚。20世纪70～80年代，南京地区的学者尝试通过瓷器风格排比，从玉带河遗址出土的大量明代民窑瓷器中将属于明早期的部分辨认出来[19]，甚至细化到了洪武、永乐、宣德这样具体的某一朝，但由于缺少标准器作为参考，断代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掺入了主观认识，造成结果的偏颇。以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早于正统朝的明代纪年墓葬中尚未见到民窑风格的青花瓷器（元青花风格瓷器除外），也就无法提供明确的断代依据。

我们在落马桥窑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过程中，对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始烧年代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在正统至天顺时期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带有明代民窑风格的青花瓷片，但在更早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地层中未有明确的发现。结合正统元年浮梁县民陆子顺一次进献五万件瓷器的史料[20]，上距宣德朝不足两年的正统二年朱盘烒墓出土有较成熟的青花瓷器[21]，景德镇唐英学社“藩府佳器”展曾展出过一件青花“宣德拾年（1435年）岁次乙卯年置”铭的青釉残器以及丽阳瓷器山窑址的发掘资料，我们推测至迟在正统之前的宣德后期，景德镇民窑已经开始了少量的青花瓷器生产。但落马桥窑址的发掘也表明，洪武至宣德时期，景德镇民窑还处于恢复阶段，产品绝大多数为白釉瓷，青花瓷的规模化生产要到宣德以后的正统至天顺时期才完全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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