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乐旻发表的《富种起源》无疑代表中国留学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生物学领域最有创见的工作。然而遗憾的是，他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似乎对最近四十年发展起来的复杂经济学一无所知，也对当代社会的主要挑战，例如全球暖化，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以及核战争的风险等缺乏关注，才会单纯依靠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理论、知识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和计算机的线性模拟，以为用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或波普的证伪理论得出简单的答案，就能破解气候，生物，经济，科学，和社会演化诸多复杂因素对人口问题的影响，其实不然。近三百年，科学与工业革命引发的高增长破坏地球生态，难以持续。技术革命的新陈代谢导致历史上的文明兴衰。新古典经济学的多均衡理论无法解释劳动分工的规模效应引发的非均衡发展，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实质更是市场规模竞争的权势论。稳定性和复杂性存在此消彼长（trade-off）的竞争关系。在面对天灾和战争的威胁时，表面落后的简单系统比富裕的复杂系统有更强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单因素论，包括效用论，制度论，博弈论，以及生物演化的基因论，都是分析科学的还原论。如果作者了解多一些复杂经济学，他收集的大量历史佯谬就可能有更高层次的系统理论。介于我曾在1987年提出的劳动分工模型和2014年提出的“代谢增长论”（2019年中文出版）中回答过马尔萨斯问题，所以更期待与作者吴乐旻能做进一步建设性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