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飞 . 悬浮 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10

这本非常好读，非虚构的写法，加学术的点评。

摘录一段，关于北京太阳宫菜市场的菜贩——

菜贩红芹姐，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对儿子的教育期待很高，对女儿辛子则期望她嫁人。辛子辍学，说自己对读书没兴趣，其实是因为校园霸凌。

「聊起儿子，红芹姐眉眼里满是骄傲：目前在老家中学念初三的大小伙儿，阳光开朗、成绩优异、梦想着未来报考国防科技大学。

当母亲在骄傲地夸赞弟弟的时候，辛子在一旁，依旧低着头分拣着小白菜，似乎这一切都和自己没有关系一样。

……」

「红芹姐感叹道：

女孩子那么能干干什么，还是得结婚，还是得嫁个好人家。女人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学得再好，到时候找个男朋友，一结婚就给你改了，不像男孩子。我们乡下孩子不是像城市的小孩，真的很现实，我老公卖菜我来跟他卖菜，我老公要开公司，我来跟他开公司，对不对？我学得再多，他也不可能让我到公司当白领去上班，跟大城市是不一样的，乡下必定是乡下人，你不能老跟网上那些心灵鸡汤说的一样，对不对？」

「我相信红芹姐对女儿的爱，她在用母亲特有的方式保护着辛子，为了她上学，胃病都犯了好几回；但同时，她又如此坚持固有的一套价值观念，像套娃一样，去套住女儿的选择和命运，如同大片大片的荆棘藤蔓，紧紧地缠绕着辛子。这种价值倾向外在表现为对女儿和儿子在教育期望上的性别差异。」

「在交谈中，辛子无意间对我们提到，在老家镇上的学校上学时有些女生处处受到欺负，这些欺负不仅包括语言上的轻佻挑衅，甚至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她害怕再去那个学校，害怕被霸凌者欺负。在她最迷茫的时间里，父母却都没在身边，她很恐惧，却没有人能保护她。所以这些事过后，她选择没有告诉老师，也没有告诉父母，一个人就做了退学的决定。

辛子辍学了，而红芹姐一直以为是她读不进去书了，所以也没太在意。然而女儿在成长中要独自面对的，可能是学校里隐藏的侵犯与霸凌。一项覆盖1.7万多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调查就曾显示，有31.7%的被调查学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有2次被人欺负，而16.5%的学生表示自己每周至少1次被人欺负。……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是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缺位之下艰难的童年。」

「在红芹姐面对诸多人生坎坷的时候，她都是靠着个人的努力去克服的：当年刚到新发地，明明租了摊位，却被抱团的小贩欺负，是靠着自己不好欺负的强硬性格挺过去的；两次怀孕生育，都是在小诊所生孩子，到了点就去生，打个催胎针，没多久就生完了，甚至到临产前一个月都一直在市场里拉大料干粗活。」

「可以说，如今相对稳定的经济状况全部是红芹姐靠着自己的劳动才获得的。但她仍然视自己的女性身份为轻，不自觉地把婚姻视作通往幸福生活的途径。即使在婚姻中，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情感上，红芹姐并没有获得丈夫家庭的资源和太多额外的支持，更是一度因丈夫背上了高额的外债。在她的叙述中，提到了好多次“我老公”，但很多关键时刻，她的丈夫在哪里呢？独自拎着大包坐火车时、被诊断出子宫肌瘤每天睡前用手机搜索医疗方法时、做完手术时、和隔壁摊位斗气时……红芹姐讲到早年经历时，还稍稍提到过丈夫原来有赌博的毛病，也说双方脾气都暴躁，很容易吵架，但上述芥蒂，都在相处过程中被淡化了。这种支持的缺乏也体现在红芹姐的生育经历中，她都没有想过去大医院寻求帮助，而是在小诊所生了孩子，“给他们家省了多少钱”。

在红芹姐身上，我们看到农村女性深层内化的性别角色，即便她们常年在大城市里生活，逐渐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和价值体系，也依旧无法摆脱父权体系下传统的家庭分工：每一位“好女人”，都要成为“好妻子”“好妈妈”“好儿媳”，不断地去维护，乃至补偿男性在公共视野下所代表的一家之主的正面形象，而女性的压力与脆弱，甚至遭遇的痛苦，则内隐为照料家庭的份内责任和伦理道德上的坚韧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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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宫菜市场被拆迁后，菜贩自己的生计，以及孩子的读书都遇到困难。

「由于菜市场频频被拆，部分菜贩对寻找稳定工作失去了信心，转而决定“打游击”。虽然摆街边摊时常面临被城管罚没的风险，但因为无摊位费、经营灵活，也被不少菜贩所接受。」

「大部分游商表示，如果有合适的摊位，他们当然愿意在正规市场经营，但是整个城市不断拆除菜市场的行动让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在我们调查的53位商户菜贩中，有超过90%的被访者都选择继续留在北京。

整体而言，这些留守在北京的菜贩们，平均收入显著降低，月收入从菜市场被拆除之前的6080元，降低到拆除之后的4635元左右，降幅接近25%，而城市的生活成本每年却又不断上升。

这些菜贩们挣不到钱，又得不到来自任何机构的生活福利支持，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生活满意度也比在太阳宫农贸市场有着相对稳定工作时更低。但即使向上流动、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如此有限，他们还是坚持留在北京，谋求生存。」

「为什么这些商户菜贩在赖以为生的“业”被拆除之后，依旧选择留在北京呢？

我们从几乎所有受访对象处得到的答案是，确保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是其留在城市的主要原因。」

「在北京，人生总归要有些希望——“在老家辛辛苦苦种田一年的收入还比不上在城市半年的收入，在北京打工再苦，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他们非常希望通过自己在大城市里微薄而拼命的努力，改变下一代的命运，让自己的孩子不用再走父辈的模式，可以有机会实现阶层的上升。

还有些商户菜贩指出，从中央的政策来看，他们的孩子应该享有和本地居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被公立学校拒绝，只能进入打工子弟学校，并且不得不承受这些学校的风险和劣势。」

「2010年，国务院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下达了关于提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水平的指示，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流动儿童教育的主要责任，确保其可以在公立学校就读，接受比迁出地、比非正规的打工子弟学校更好的教育。

虽然在政策层面，流动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是在实践中，地方政策实施不全面、资金支持不足、行政阻碍繁复、对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的歧视等问题，使得大多数外来家庭仍然难以获得这些教育机会。以北京为例，外来家庭必须提供“五证”才能让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就读：（1）在京务工就业证明；（2）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3）子女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4）父母双方的在京暂住证；（5）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对许多外来家庭而言，想要办齐这五证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的：从事自雇经营或短期工作的流动人口无法提供就业证明；居住在临时住所的流动人口无法提供居住证明；育有计划生育政策之外子女的家长无法提供子女符合生育政策的证明；还有许多家庭中有在老家提供监护条件的长辈，如祖父母，因而无法提供无监护条件证明。但即便集齐所有要求的材料，一些公立学校还设定了招生名额，且不对流动儿童提供额外名额。因此，大量流动儿童，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条件不佳的流动儿童，仍无法进入北京的公立学校就读。

极少数拿齐五证的家庭，其子女入学时也受到了名额限制。排队入学的人很多，一旦外来务工家庭不能按时提交所有证明文件并通过学校审核，就不可能被录取了。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采取了一系列人口调控政策以加速城市升级，教育政策是其中之一。一项在北京开展的实证研究就发现，地方教育部门担心若流动儿童可以在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会吸引外来家庭向城市流动、增加人口压力，正如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所说：“北京市政府为控制流动人口增长做出了很多努力。事实上，教育部门被推到了阻止流动儿童进城的第一线。” 」

「太阳宫菜市场拆除后，外来菜贩商户的就业和收入变化，使其子女的教育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多数受访家庭的孩子的教育条件都有所下降，从公立学校转到较差的打工子弟学校或老家的学校。」

「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的第三个选择是把子女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

回到老家后，这些儿童由祖父母等其他扩大家庭中的成员照看，一年最多只能见到父母一两次。

在许多案例中，这些长辈没有经济来源，还可能宠坏孙辈。

亲子关系可谓是我们一生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而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往往并不理想。多数儿童更希望来到城市和父母一起生活，但现实却是只能留在农村社区，远离父母亲的呵护陪伴。“留守”可能导致这些孩子因缺乏陪伴而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自卑、抑郁等诸多问题，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更难信任他人，并连带产生身份认同的困境。

为何这些菜贩的孩子们无法实现在北京接受高质量的公立教育？

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政策矩阵（policy matrix）中的“政策不协调”因素。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是中央政府历年来十分重视的一个政策问题，根据2010年国务院的指示，流动儿童有权利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又坚持在大城市实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以推动大城市的发展与更新。这一点在国家发展规划中亦得到了明确规定，要求各城市及地区设置、推行流动人口限额。在两个政策同时落地的时候，就产生了政策上的不协调或者冲突，并且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的议价权低于制订经济发展规划部门的议价权。

在冲突之下，教育公平就被牺牲掉了，最终造成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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