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把世界看成是充满矛盾和处在经常变化的状态，他把斗争看成高于一切。周更为务实，更着重于运用有选择的斗争来达到具体的目的。周把他那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个人精力，都用来反对官僚分子的占压倒之势的惰性，使之处于一种能控制的程度，好让毛超脱具体事务，做国家的精神领袖。

周陪我走进毛那摆满书籍的书房去会晤毛时，我记起了来北京前几天在白宫的晚餐上马尔罗对我说的话：“你将同一个巨人——不过是一个垂死的巨人——打交道。” 毛和我并没有进行谈判。他在估量我，我在估量他。他想知道我是否有一种同他的观点协调的全球观点。他试图弄清美国的富裕是否使我们变得温和了，以及在越南的麻烦是否削弱了我们的意志。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在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却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周的眼光、谈吐和作为，都像一个高度文明的、彬彬有礼的外交家。毛却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

毛有一种谈吐随便而又深奥的风度，这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他是一个运筹帷幄的人。他提出他的观点时，声调安详平板，这在一个小型的会谈中会给人深刻的印象，但如果向大众演说，这种语调是不行的。

甚至在谈严肃的事情时，他也喜欢讲些出格的话。他爽朗地微笑说，“你们上次大选期间，我投了你的票”。我说他一定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他异常愉快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希思首相也属于右派。”我猛然举出戴高乐的名字。他表示异议说，戴高乐不一样。接着他继续说:“ 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是右派。当这些右派的人掌权的时候，我是比较高兴的。”在谈到我们恢复邦交时，我说了下面的话来证明这种观点:“我认为应该指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美国，至少在当前，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情，右派却能够做到。”

他还时常喜欢以自我贬低来转弯抹角地说明一种观点。摄影师们在我们开始会晤时工作，我们就轻松愉快地交谈着。基辛格提起了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把毛的著作指定给他的学生们读。毛答道，“我的那些著作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我说他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回答说：“我可没有能够改变世界。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

1976年我再次来到中国时，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像一连串单音节的咕哝和呻吟。不过他的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字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 把他的话写出来。看到他处于这种情形是痛苦的。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战士。

——【美】尼克松，《领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