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尔眼中的毛泽东（25）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胃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和朱或许能击退蒋介石，但是要击退28个布尔什维克就困难得多了。1931年这一年对毛泽东来说是有吉又有凶。他把人民战争付诸实践，很有成效。但是中共党内的形势却是不祥的。
毛泽东利用党内多变的情况而享有运作活动的空间。中共的总部远在上海。江西苏维埃政权是新形式的政权。一段时间里，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大多数方面不受党的权威的制约。1931年军事危机的气氛延长了它可以自主的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瑞金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这是共产党至此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的1931年11月7日清晨，610名代表在开幕式上举行了游行。
28个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是一股力量，但是他们不能控制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个脆弱的政权把中国中南部的几十个苏维埃﹣﹣大多数都很小，联结在一起，进行有希望的合作。）这是到此时为止毛泽东得到的最动听的头衔。他是一个政府的首脑，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政府或这位主席的存在。他被夹在两个副主席之间，其中之一是国焘，他是地主的儿子，毛泽东好像总是跟他意见不一致。此外，毛泽东失去了对军事事务的直接控制权。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的认可。1932年，他们采取了合乎自己逻辑的一步。中共总部从上海搬到江西，这里是中共精神最活跃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个打击。"从1931年到1934年，"他后来宣称，"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28个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有什么可反对的？争论的主题还是两个老问题：军事战略和土地政策。在落后的中国，枪杆子和农民群众在革命的未来这一天平上的分量是最重的。28个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军事政策或土地政策上，都没有远离立三基于书本的夸夸其谈。
在28个布尔什维克的眼中，毛泽东只是个农民游击队员，他的队伍有点像游民的乌合之众，他战术上的灵活性﹣-"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他们看来是完全无视占领根据地。"要占领关键城市！"他们这样叫喊，就好像从未发生过1927年和1930年那样的事。28个布尔什维克把毛泽东看作是从《水浒传》故事里走出来的农民造反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式的军队领导人。"一个红皮萝卜，斯大林是这样称呼我的，"毛泽东后来说，"红皮白心。”
在江西，毛泽东修改了他的土地政策，以适应其人民战争政策的需要。"鱼"需要"水"，没收财产应该有分寸，不可疏远中农。对于处在共产党的修道院中的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绝望地摊开他们优雅而年轻的双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毛泽东采取的是一条"富农路线"。对于中共的头十年，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记忆，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受过伤。但另一方面，他们说的并非不真实。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批评在技术上讲是有根据的。
毛泽东甚至在语言上也与28个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他认为只是把"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音译成中文是没有意义的，对普通农民来说，这是天书。很多人都以为"苏维埃"是某个人的名字，而布尔什维克比用刀叉吃饭还不像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尽量少用"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而对"苏维埃"，他选择了一个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含义更具体的词："工农兵代表会"。
但是，对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毛泽东善于倾听村民愿意接受的意见，就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掌握得不好。
到1933年，毛泽东受排挤，不能再参加制定政策（虽然他保住了政府头衔）。40多万蒋介石部队开始进行第四次"围剿"，但这次不是毛泽东负责反"围剿"。
负责人是周恩来。1932年10月在宁都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已取代丧失信任的毛泽东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
在这些年里，周恩来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他相信阵地战，当时的口号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宁都会议上，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言辞之战。周恩来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愿意顶着28个布尔什维克汹涌的潮流游泳。
红军击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这次胜利究竟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启发下采用的方法所取得，还是毛、朱战略的残留影响的结果，这是中共历史上莫衷一是的争论话题。无论如何，这次胜利加重了毛泽东的孤立。他的"胆怯的游击主义"此后被认为像自动化时代的手动纺车一样过时了。
1933年4月召开了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的会议。会议在毛泽东军事声誉的棺木上又钉了几个钉子。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他得了疟疾，挫折又一次把他引向病床。
那个基督徒医生来了，命令毛泽东住四个月的医院。他不到四个月就好转了。不久，他就责备傅连障点的菜太浪费："我们绝不可忘记现在在打仗。"这次是医生看上去生病了。"突然，"傅回忆说，"我的脸红得像个胡萝卜。"
1933年，毛泽东写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这是很长时间以来出自毛泽东笔下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写这个话题。毛泽东失去军事事务的控制权以后，就以学徒般的认真态度致力于基层的民间事务。
他骑着马巡视苏维埃地区，计算粮食的担数，组织食盐走私小组到蒋管区“偷”可能得到的食盐。他倾听农民讲话，这在井冈山时期以后他还没有再做过。
中央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把红军建成一支100万人的部队（在1933年初还不到50万）。它计划在每个根据地周围都建起土墙，称作"铜墙铁壁"。
毛泽东提醒说，这样建设部队会从农田里夺去所需的劳力。他还认为这些墙会把红军锁在阵地战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他在讲民生问题的一个报告里问道，"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日本的侵略乌云又开始笼罩中华大地。它像遮住太阳的一片乌云，使得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作战显得十分古怪。他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难道这比保护中国不受外敌侵略更可贵吗？
东京迈出了侵略它觊觎庞大邻国的第一步，这被微妙地称为"九一八事件"。这件事最初的结果是稍微分散了一点蒋介石"剿灭"红色分子的注意力。它的长远影响的确是重大的。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没有退潮。在中共领袖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在农民集会上讲反对帝国主义。他警告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情之一，是和外国人结成同盟，并敞开大门让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1932年4月，毛和朱对日宣战。这在当时让人（中华苏维埃之外听到这话的少数人）听了发笑，但是十年以后，这看上去就像是天才的一笔，虽然他们在几年之内没见到一个日本人，虽然他们只控制很小比例的中国人口（他们只能管辖不到900万人）。但是毛泽东是有眼光的。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方案，不是俄国革命的重复，并不是"另一个十月"就可以概括在江西山区里流汗流血的目的。他关于世界革命的梦想并不清晰。中国是底线。如果中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没有什么比挽救中国更重要的。中国没有了，那么一切关于革命的谈论就只是没有根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泽东开始侧重于一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只能进行一些思考。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对日作战的声明。的确，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一点民族主义的意思，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进攻的主要意义，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在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优秀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作战，而不是和中国同胞共产党人作战。他向中共伸出了试探的触须。
中共犹豫不决，对待福建造反者，内部有不同的态度，从不冷不热到完全仇视。王明在他莫斯科的巢穴中谴责蔡廷锴："要想让我跟他握手，除非我能向他脸上啐一口痰。"中共还没来得及对蔡廷锴稍作援助，蒋介石已经设法把英雄的第十九路军消灭了。
毛泽东肯定同情蔡廷锴。他希望有一个广泛得足以包括一切不反动的非共产党爱国者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回顾这些时，他说中共没有与蔡廷锴联合是错误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为蔡廷锴而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他的确还尖锐地批评蔡廷锴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关键是毛泽东缺乏反潮流而制胜的影响力，而当他知道不可能取胜时，他是从不出击的。他随大流。他牺牲蔡廷锴，是为了守住他在江西政权中仍保有的一点权力。这是毛泽东怀着不安而回顾的一个插曲。
1934年1月，毛泽东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席﹣﹣尽管到现在只是个有名无实的主席﹣﹣因此他得宣布会议开幕。他盯着挤满了一千名代表和用红绿旗子装饰的大厅。他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的标语。一排礼炮和一阵焰火启动了会议议程。
毛泽东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大会的所有决议都是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事先做好的，而这次会议毛泽东不是没有参加，就是没留下什么印记。
第五次"围剿"已经在进行，但是毛泽东只是个旁观者。战斗计划是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最终解决问题，因而转向希特勒求助；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将军现在是他的顾问。在28个布尔什维克掌握下的中共几乎同样急切地讨好外国人；对蒋介石的抵抗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指导，他是德国共产党员，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革命的最新的礼物。
代表大会沉浸在王明空洞的乐观主义之中。直到此时，李德操纵的战役进行得还不错，毛泽东只得把他对当时正在实施的阵地战的怀疑憋在肚子里。他在主持大会时是个任期将满而已经落选的人，没有人对罢免他的主席职务感到奇怪。但是，他甚至没能继续担任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残酷的重挫，因为他已经连续三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蒋介石开始达到他三年都没有达到的"围剿"目标。如果敌人可以破门而入，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梦想就会很容易地变成梦魇。这就是实际在发生的事情，表明了阵地战的愚蠢。李德重视领土超过军队，结果他两者都丢了。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冯·西格特建起了碉堡和将碉堡联系起来的公路。这一计划见效了，因为共产党人也选择把自己圈了起来。但中共太弱，装备太差，不适合这样的战略；红军的机动性不足，不能一个一个地打击国民党军队中脆弱的部分。而且国民党能对陷入困境的、给养困难的共产党人施以可怕的经济封锁。
到了8月，中共所属的70个县只剩下6个，甚至长汀也落入国民党手中，很多红军军官牺牲了。毛泽东几乎不可能做什么，他也不说什么。有人说他的处境像西方理解的那样﹣﹣从1934年仲夏开始，他就蛰居在瑞金西边于都山区的一个农舍里，被"软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