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之初，正是黄老之说风靡之际。

所谓“黄老”，指的乃是黄帝与老子，其中老子是道家始祖，写下的《道德经》五千字洋洋洒洒，玄而又玄，构成了道家的核心理论；而黄帝则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道家之人伪托黄帝之名，成书数卷，广为流传，最后形成了“黄老”并列的道家学派。

汉初上至皇帝太后，下至功臣诸侯，每每皆以黄老之学为治国理政之要义，崇尚清净无为，与民生息。刘邦在入关之初便尽废秦法，仅与父老约法三章，化繁为简；曹参为相之后，更是萧规曹随，以“不折腾”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司马迁盛赞他“清净极言合道”，因此“天下俱称其美”。等到了文景之际，黄老之学俨然已经成为了西汉官方的最高政治指导思想，史记中说“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言，尊其术”。

不过这黄老之学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呢？

今天提及黄帝与老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必然是“乘龙升天”、“骑牛炼丹”，不过可惜的地方在于这些都是后来道教发展过程中人们为这两位始祖级人物赋予的刻板印象。在秦汉之际，黄老之学讲的不是成仙得道、吐纳修真，而是“无为而治”、“因循而治”、“以道生法”、“以法治国”——简单来说，这个学派认为天地间的万物之源就是“道”，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既然“道”是产生万物的源头，那么也就自然在万物出现之时便确了其内外性质，所以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统治者不应该过多地进行干预，而是让大家各尽其职，顺其自然地去做事，也就是“无为而治”、“因循而治”。

不过万物这内在事实为“形”，外在称呼为“名”，偶然也会有形名不符的时候，那么此时就需要以法正之。所以你看，“无为而治”与“以法治国”这样一对看上去就很矛盾的理念，竟然奇妙地备统一了起来！

当然，有熟悉诸子百家的朋友看到这里，肯定也会大呼不解：为什么黄老之学中提到的这个“形”与“名”，跟法家中申不害的“刑名之学”看上去如此相似？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申不害的法家思想，本来就是从黄老之学中悟出的。而我们黄老学派又向来认为“道生万物”，所以再将你法家的刑名思想吸收回来重新利用，那也是非常合理的。

道法融合，本来就是战国后期的趋势之一。法家过于强调“法”与“术”的实际操作，虽然在实践过程中便于统治，但是在理论建设上未免就有些薄弱。而道家则恰恰相反，《老子》一书言简意丰，经过庄子等后学的继承和发扬之后，在理论上已是十分丰富，所以道法融合之后，既有理论思想，又有统治权术，已可称得上是“帝王之术”了。

实际上汉初的黄老学说不仅吸纳了许多法家的思想，更是吸纳了阴阳﹑儒﹑墨等各家之思想，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专门就这一问题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论六家要旨》。

这篇文章指出，无论是儒家、法家、阴阳家还是墨家，其学说都有缺陷之处：阴阳之说避凶趋吉明四时运行之理，很好，但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忌讳太多，很不好；儒家重上下尊卑君臣父子之礼，很好，但是废话太多，“博而寡要”，很不好；墨家强本节用，很好，但是过于节俭扣扣嗖嗖那就很不好；法家等级森严，可正君臣上下，很好，但是刑法严峻过于刻薄，很不好；名家辩证名实之分，很好，但是过于较真强词夺理那就很不好了。所以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司马谈表示我道家既重视思想上的修养，又有足够包容的理论，可以吸纳你各家所长，摒弃你各家所短，因此当为众家之首，正所谓是：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不过黄老之学的缺点，恰恰也是它的优点。

黄老之学“其辞难知”，相关理论晦涩，难以解读，仅仅一个基础概念“道”字，便在《道德经》中出现了数十次，而概念却各有参差，众说纷纭，这显然不利于官方控制意识形态。关键你这文本不仅难懂，还强调“事少而功多”，在文本数量上差了别人一大截——《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的右道三十七家，共计九百九三篇文章，而儒家仅仅是治《春秋》的就有二十三家，文章九百四十八篇！

同时因为“无为”且“包容”，所以在黄老之学风靡朝堂的情况下，其他学说也蜂拥而起，西汉的思想领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胜景，而蓬勃发展的各种思潮却并没有选择主动融入黄老学派，却是野心勃勃地试图将其取而代之，其中对黄老学派威胁最大的，当然便是儒家思想。

同时“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虽然在开国之初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但是同样也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在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富强起来的不仅仅只有中央，还有地方。可在“因循”的理念之下，君主对臣下的控制力却极为薄弱。诸侯王自为法令，拟于天子；郡县豪强尾大不掉、武断乡曲；北方匈奴横行边塞，虎视眈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有为”的新时代，以及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新思想。

那么，新的思想将来自何处呢？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驾鹤西游。而昔日做胶东王时便“乡儒术”的武帝于次年下诏，求治国方略。

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武帝即位之初曾广招儒士，欲立明堂并巡狩封禅。然而在喜欢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看来，这无疑是年轻皇帝在思想领域的一次挑衅。因此她命人私下寻访武帝身边儒臣之“奸利事”，而后以“毋奏事太皇太后”这样的罪名将御史大夫赵绾与郎中令王臧捉拿下狱，逼其自尽，让武帝好好领略了一番“道法合一”的厉害之处。而现在，这位年轻的帝王要发起反击了。

儒生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谁都看得出来，黄老之说的末日，已经迫近了。

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总结过秦汉之际儒道两家的关系，道是“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只不过最终在这场反攻中胜出的那个人，拿出来的是一套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新玩意：那便是“天人感应”的新儒家思想。

提出这套思想的人名为董仲舒，他少治《公羊春秋》，于景帝时成为博士——算得上是辕固生的同事。在武帝下诏求治国方略之后，他上天人三策，声称自己从《公羊春秋》中领悟出了治国之道，这治国之道的核心便是“大一统”。

董仲舒指出，这“大一统”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在政治上，就是奉天子为一尊；在学术上，便是要奉儒家为至理。而至于为什么要奉天子为一尊，那便要说到他潜心研究《春秋》所得到“天人感应”学说了。《春秋》中记述了数百年之天象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天意与人事交相感应，若君主顺天而行，则四时安泰；若逆天而行，则灾异不断，而之所以天人可以感应，是因为天乃万物之祖，王者乃是上承天意而生的，乃是“天之子”，因此才能沟通上天！您受命于天，这天下还会有比您更大的人了吗？

必然没有了！

所以天下必须要奉天子为一尊，要在政治上坚持“大一统”的原则；而咱们这么好的理论，如果大家不好好学习，还要搞些歪门邪道的其他理论，是不是就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说学术上也应该果断奉儒家——主要是我提出的这“天人交感”、“大一统”的儒家理论——为一尊，除了“孔子之道”外，其他的学说就应该“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一语成谶！

后世学者们在研究“黄老之学”的时候经常会面临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既然汉代史料中曾反复出现过“黄老之学”、“黄老之说”的字样，那必然意味着除了《老子》以外，还应该存在托黄帝之名写成的道家典籍，然而这典籍长成什么模样，却无人知晓！

学者们对此做出了种种揣测，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是这份典籍便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黄帝四经》。至于原因，非常简单：汉代以前称“经”乃是一件极为严苛的事情，只有当一门学问成为当世显学、广为传播之后，不同学派分别做出解读如纬线纵横时，原文才可比织机经线提纲挈领，故而称“经”。比如说《春秋》在成书之初是不能称经的，然而随着这门学问的不断扩散，到了战国时解读《春秋》的“传”分为五家，分别是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与夹氏传，这五家观点各异，影响不同，却都以《春秋》正文为本，因此方有《春秋经》之称。而在景帝年间，《老子》因为流传日广、地位渐重，刚有称“经”的苗头，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却依然没能升级为《道德经》，那么此处堂而皇之出现在《艺文志》里的《黄帝四经》，显然已经是西汉时的一门显学了，地位应该还在《老子》之上！

可这《黄帝四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苦苦追寻而不得。后来有人将锅再次扣到了武帝身上：窦太后死后，不仅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大一统”儒学，当年曾被赵绾王臧之事牵连的武帝舅舅田蚡更是出任宰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这本珍贵的《黄帝四经》，肯定是在这个过程中惨遭毒手，以至失传了。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一个漆奁，漆奁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几卷帛书。而帛书上一共记载了六篇内容，前后相连，并无分割，在帛书的最后，正是《老子》。

这座墓的墓主下葬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彼时黄老之学正大行其道，陪葬《老子》，并不稀奇——这墓中出土帛书甚多，《老子》作为当时显学，同时陪葬了两本。这两个版本的内容相近，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版本中没有避讳刘邦的“邦”字，而漆奁中的这个抄本则改邦为国，显然成书于高祖时期。然而最稀奇的地方在于这书共计一万六千余字，其中《老子》被分成了《德》与《道》两部分，抄录在了帛书最后，在它的前面，另有四篇古书，分别被命名为《经法》、《十大经》、《称》和《道原》，乃是此前谁也没有听说过、甚至不见于任何文献的内容。

什么文章会有这等资格，竟然能被抄录于《老子》前面？答案呼之欲出。

一些学者很快断定，这四篇文章便是传说中的《黄帝四经》。而随着对这四篇文章的解读逐渐深入，学者们的推测也被一一证实：第一篇《经法》所讲述的，乃是“道生法”的要义，“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殴也”；第二篇《十大经》所讲述的，却是黄帝征战杀伐的故事与他用兵的要义，乃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兵书；而第三篇《称》中记载的，是类似辩证法的治国之道，“奇从奇，正从正，奇与正，恒不同廷。”；第四篇《道原》讲的则是“道”的规律，“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政（正）畸（奇）”。

长久以来笼罩在《黄帝四经》身上的迷雾终于被彻底揭开了，如果说《老子》记载的是黄老之说的理论源泉，那么《黄帝四经》就是黄老之说中真正的屠龙之术，从治国之术到军争之道，从形名之说到理政之法，四篇内容各有侧重却又相互联系，在《老子》的理论基础上勾勒出了一套完整的“黄老学说”体系。

不过与其说这是“黄老学说”，倒不如说是“老黄学说”来得更贴切些——按照上古流传的说法，黄帝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老子，可这《黄帝四经》中所透漏出来的种种思想，大多源自《老子》，《经法》与《道原》甚至就是对“道”的深度解读，因此极大概率是道家后辈伪托黄帝之名写出来的东西。

可这世上的事情，本来就有许多是看破不说破的。比如说通过文本比对与挖掘，大家惊愕地发现原来董仲舒也是《黄帝四经》的忠实读者！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而在《黄帝四经》中的《称》里，赫然出现了“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两千年来大家一直以为董仲舒这新儒家思想中的阴阳理论乃是吸收了阴阳家思想形成的，可如今这么一看，原来《黄帝四经》也是他的思想源泉啊！

当然，黄帝四经里这么多内容，只拿来一个阴阳之说怎么能够？随着大家的不断深挖，惊喜是一个接着一个：原来董仲舒还吸收了黄老之说的刑德思想，以补充儒家“任德而不任刑”的缺陷；以黄老之说中“无为”之理念，平衡了儒家过于激进的执政理念，正所谓“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

然而在这些精华被逐一吸收之后，儒家却没有对道家手下留情。这期间发生过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原本名满天下、统治西汉政坛数十年的《黄帝四经》，在武帝尊儒后的数年时间里悄然绝迹，从此再无踪影，却是不争的事实。

#微博新知博主##历史[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