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谱牒：
谱牒的兴衰跟门阀世家的兴衰息息相关。谱牒最初是用来记录家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的，到魏晋门阀政治的时代高门望族都有自己的谱牒，以防有人冒充和乱攀亲戚，有司也以此来选官。隋以来渐兴科举，至武周时科举已取代九品官人法，政权无限解放，至宋进入平民社会。谱牒的兴衰也是唐宋变革论的一个侧面提现，华夏从世家与地方豪族并起的时代进入扁平的平民社会。

关于秦始皇焚书：
焚书按司马迁的记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焚的是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六艺以及诸子。帝国完全依靠暴力统治的话，统治成本太大了。秦的速亡很好地说明了帝国也需要靠柔性的规训降低统治成本。所以乃有公孙弘、叔孙通等人为汉制定礼法。

关于“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作为外交辞令，固然是有用来区隔的意思，但我感觉这个不是主要目的。在外交宴会上唱起《诗经》中的句子，以迂曲和委婉的方式向对方表达己方的意见和诉求，在不伤害彼此感情的前提下传达外交意图，这就是春秋时代贵族外交的特征。左传当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比如襄公二十六年的扣押卫献公事件：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

这场外交危机大致来说就是晋国借会盟的机会非法扣押了卫献公，齐景公和郑简公去晋国为卫献公说情。国景子是齐国的使团成员，在宴会上唱《诗经·小雅·蓼萧》，《蓼萧》本是称赞宴会主君的，其中有“既见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暗示晋卫兄弟之国，晋平公应当放人。子展是郑国的使团成员，接着唱《诗经·郑风·缁衣》，《缁衣》本是称赞主君尚贤的，其中有“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同样暗示有来有还，晋平公应当放人。叔向是晋国大夫，他装作没有听懂两人的弦外之音，让晋侯回礼，说感谢齐侯用《蓼萧》祝福晋国宗祧安宁，感谢郑君用《缁衣》表达郑国的忠诚。由此提前封堵对方的意图。国景子之后更进一步，派晏婴私会叔向，说晋国国君之所以为诸侯盟主，就是因为他能恤患补阙、正违治烦，现在非法扣押卫献公，这样是不行的。叔向再告诉赵文子，赵文子再告诉晋平公，晋平公说明卫献公的罪，然后再传话回来。国景子于是赋“辔之柔矣”（逸诗），子展赋《诗·郑风·将仲子》，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暗示晋平公人言可畏，不要小看舆论力量。晋平公最终放人。总之，春秋贵族外交是很柔和高雅的， 基本上是战狼外交的反面。

关于诗赋和讽喻：
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诗的古训即志，心之所之也，就是说你的心（情绪）所引向的方向。诗或者今天的歌曲，理论上来讲最初应该是描摹心声、抒发心志的，也就是把你内心情感的浪涛直接唱出来。“文以载道”当然是韩愈讲的，主要是针对六朝文风浮华夸饰而言的，针砭时人重文轻质。抒情议事都是诗赋的功能，没有高下之分的，一定要说的话，抒情其实是更根本的。

关于蛮族：
荒蛮边陲之地，生活环境更严酷，人也相对更粗朴尚武一些。古代战争无外乎人力、装备、组织、后勤。游牧部落和流寇最大的优势首先是基本不用考虑后勤问题，走到哪抢到哪即可。其次游牧社会的组织往往是全民兵制，类似于满洲人的额真牛录制度，它同时是户籍制度也是军事组织制度，所以在组织上也比中原有优势，乃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云云。一般来讲，游牧社会主要欠缺的是人力，所以下江南时满洲八旗就不可轻动，大量的仗都让绿营（伪军）去打就可以了，八旗兵只负责打几场决定性战役。中原往往有人力优势，但要发挥人力优势就必须有相应的组织和后勤，这两项又是大问题。

存严博士《天幕的破裂》课程的讲解。
这门课报的太值了。没有想到严博士一个出生于1995年的青年，对古典学问竟然博闻强识，让人叹服。
2023年5月8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