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饭并非小事，警惕“国民党化”的国民党视角。
陈嘉庚先生是民族资产阶级，从阶级立场上本来是应该站队蒋介石、国民党的，最初也的确如此，他曾是蒋介石在海外华人圈的头号“天使投资人”。
直到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将士与军民，参观重庆、延安等地，与国共两党都进行了接触，货比货得扔，仅仅在吃饭问题上就能看出这点，还有其他方面的对比之后，老先生得出结论并且做出预言——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为了接待财神爷，蒋介石国民党花了大力气，招待经费八万元，几乎天天公务宴请，一顿接一顿，顿顿都是极尽奢华。
到了延安，一顿饭的招待标准只有两角钱，毛沢東亲自请他吃饭，唯一的大菜是一直炖鸡，还是房东听说来了贵客，怕毛主席的清汤寡水丢了咱陕北人的脸面，非要加进来的特殊待遇。
如此悬殊，陈嘉庚回去后，却认为：“八百元一桌的酒席我实在咽不下，两角钱的饭菜我感到又甜又香。一个是浪费人民的财力物力，一个是节约人民的财力物力，两者的思想作风真是天壤之别！”
当时有句话来讽刺国民党的公款吃喝之风，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这是不是夸张呢？
正好有个不大不小的参照物，这就是抗战期间担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所撰写的《陈克文日记》里的记录。
多说一句，陈克文可是毛沢東同志的熟人，著名的武汉农讲所，当时负责领导该所的三常委之一，剩下一位就是邓演达。
咱们继续说吃，根据陈克文日记的记载，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仅计入日记的饭局应酬，就有950次之多，平均下来，两天半一次，您说吓人不吓人？
吃什么呢？
（1940年11月19日）曾养甫和甘乃光请我和之迈到他们那里吃乳猪。曾养甫自诩他的厨子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能手。菜确很不错，难怪他自己吃得又肥又白。他说乳猪只不过几元的价值，可是烧烤的用炭却费几十元，这也是一件怪事。饭吃完后，还打了八圈牌，十二时才回院。”
吃饭不算，浪费也不算，经常很多次都没人动筷子，不好好工作，天天熬夜打麻将也就罢了，吃饭还安排“三陪”。
“ （1938年1月16日）陈春圃新从海外劝募公债归来，与朴生、志远、少岩、允文共邀至味肤晚饭，并请陈树人、易次乾、谢作民、甘乃光作陪。饭后被仲鸣强邀至德明饭店，复为我叫来一位身体发达完好的姑娘，面孔虽不甚漂亮，丰满的双乳，却极动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他们要我带到甚么地方去，或者到那姑娘的家里。”
陈春圃，我也写过，大家也不陌生，陈璧君的侄子，汪精卫的内侄，跟毛沢東同志也是熟人，汪精卫原先安排到中宣部里的“鸡犬”，你懂的！
所以，吃喝无小事，要警惕“国民党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