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主席下令逮捕潘汉年，仅因他私会汪精卫吗？

潘汉年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一位谍报奇才，英俊潇洒，才思敏捷，口才出众。1955年4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在北京参加揭批“高饶集团”会议时，主动交代了他曾于1943年被汪伪特工李士群、胡均鹤挟持，私下会见了大汉奸汪精卫。

毛泽东主席知道这事后当即震怒，在潘汉年的交代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于次日命公安部长罗瑞卿将其逮捕。

时任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受命组织专人调查潘汉年事件，事后写了报告，提出反证：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我方组织机密，一直没有泄露；潘所联系的绝密情报关系等，还在起着作用，没有被破坏，可见潘不是叛徒，建议高层慎重考虑。可惜这些意见没被采纳。后来潘汉年被判刑15年，于1977年病逝于劳改农场。

谍海风云变幻，隐蔽战线确实复杂。但就在这复杂的环境中，潘汉年却做出了不凡的功绩。

顾顺章叛变后，经时任总负责人的博古介绍，他的老乡潘汉年进入特科，接替陈赓任情报科长。

长征初期，潘汉年携带朱老总的亲笔信，前去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达成了五项秘密协定，红军长征因而毫发无损地连续突破了粤军把守的两道封锁线。

潘汉年靠自己的机敏和才干，避免了许多红军战士的流血牺牲。

遵义会议后，博古与潘汉年推心置腹谈了4个小时，谈到动情处两人都泪流满面。而后委派他去莫斯科，潘不辱使命，重新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络。

“西安事变爆发，潘汉年作为领导的助手奔波于南京和陕北之间，打破了张杨开始仅仅满足于逼蒋抗日的思想局限，让他们有了联共抗日的选项，为促成二次两党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开始后，潘汉年任社会部副部长，长期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

潘汉年运用自己丰富的特情工作经验，先后在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汪伪特工总部、国民党军统和中统，建立了情报关系，为延安和各战略区提供了许多高价值情报。

要工作就难免会犯错误，潘汉年开始的错误来自于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从苏联返回时，王明除了让他在脑子里强记下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外，还让他回国时，联系国民党CC系头目陈果夫，就两党合作抗日事宜进行相关谈判。

回国后，政治上不太成熟的潘汉年未请示延安，就直接去联系陈果夫，而陈又以潘未得到延安授权而拒绝与其谈判，潘汉年只得于1936年7月底回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先找博古和张闻天汇报工作，然后再去找毛主席，结果受到“冷遇”。

当时毛主席就对一位领导说：“他带着如此重要的密码， 理应尽早回来，结果却拖延了9个月之久。此人不可重用。”

更严重的是，潘汉年将自己视为了共产国际的联络员，并且将王明视为自己的直接领导。

1936年9月，潘汉年离开延安前，博古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博古说他此行犯了不少错误：

一是归期比预计晚了9个月，在这个时间内，一、四方面军发生了很多事，却与共产国际处于失联状态；二是向张闻天汇报工作时，多次强调是王明交办的任务；三是奉了王明的指示而未请示延安，就擅自联系陈果夫谈判。

博古还说，停止内战，合抗日是中共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而并非王明，王明在国外指手画脚，并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同时嘱咐潘汉年以后彼此要减少联系，遇事多请示汇报，凡事都不要提及自己，否则对其不利。

如果说潘汉年莫斯科之行由于自己站队错误，给毛主席留下了恶劣印象，那么后来又私会大汉奸汪精卫，直到12年后为形势所迫才主动交代，就是浑身是嘴也难以说清楚了。因此，毛主席在1955年的一次大会上讲到：潘汉年有可能早在1936年就叛变投靠了CC系。

一代“谍王”的命运由此改变！

潘汉年被捕后不久，王明就借治病为由去了莫斯科，从此再未回到国内。而博古（秦邦宪）早已在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遇难。

作为一位老革命者、久经考验的“红色特工”，潘汉年在我党隐蔽战线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虽然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罪不至被捕关押22年。在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悲剧，我们除了一声叹息外，还应该警醒！#新星v计划##历史上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