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国家的现代化取决于人的现代化

1975年我在兴化读高中时，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当时经过文革初期的狂热和持续数年的折腾，民众普遍厌倦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和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盼望社会生活回归正常。所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在社会激起巨大反响，当时我虽然不过是个高中生，也由衷地为这个奋斗目标感到欢欣鼓舞，内心对未来充满希望。

第二年，四人帮垮台。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时代。

一晃40多年过去，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沿海和中心城市的硬件建设以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甚至超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总体而言解决了温饱问题。尽管社会物质层面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无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为世人有目共睹。

但是毋庸讳言，相对于经济总量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硬实力指标，以文化、现代价值观念和民主法治等重要指标衡量的国家软实力却未能取得同步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国际形象等诸多方面仍然有待提升和突破。

而软实力存在问题最为直接和直观的表现是国民价值观的严重撕裂和对立。国人无论是对经济社会现状及问题的解读判断还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或俄乌战争，举凡国内国外政治经济社会外交重大问题，立场严重对立，观念南辕北辙，观点激烈碰撞，无法达成一致。其背后实质是国人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以及文明程度的巨大差异和由此产生的对立。

前些日子在八方公园散步，遇到一群大爷大妈在音乐的伴奏下兴高采烈地跳文革期间的忠字舞。类似的视频网上也经常可见。看着这群貌似无意识地跟风跟节奏扭动身躯跳忠字舞的大爷大妈，我的感触颇深：

他们难道忘了那是个多么疯狂的年代或者从来就没有了解那个年代吗？他们真的愿意回到那个年代吗？或者仅仅是一种乌合之众的无意识行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与那个年代的人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换句话说，他们的精神世界能够说和现实的物质世界同步迈向现代化吗？如果大多数国人的价值观以及精神世界和他们一样，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图腾没有违和感，那么国家回到那个年代岂非轻而易举？

有位朋友给我发了一段据说是不丹国王旺楚克的话：“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不管这段话是否真的是这位国王说的，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制度比明君更重要，明君其实是靠不住的。一，他可能挂了。任何人的自然生命终有结束之时，明君也不例外。古今中外人亡政息的例子太多太多；二，他可能变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性不可考验，权力可以腐蚀改变许多人；三，他可能既没挂也没变，但却因为诸多原因被政变推翻，或者被跟不上他的脚步，价值观落后的愚民暴民抛弃。阿富汗的查希尔国王、伊朗的巴列维国王的教训鲜活生动。

制度是人建立的，而制度建立以后又对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有着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相对于器物的现代化，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才是保证国家长期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富得流油，但没有什么人会把它们当做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国民的价值观没有实现现代化。日本自然资源贫乏，但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明程度为世人承认，作为发达国家名至实归名副其实。

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