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被误引的造像】

今天看到一篇论文，翻了一下，总体思路与阐述都挺好的，唯一不足就是举证有多处失误，可以说是硬伤。这类论文其实有许多，所举证的例子要么是赝品要么是官方标注的年代有误，遇见这种大坑一定要慎重。
以下兹举几例经常被误引的造像。
———————

1:四门塔的四方佛
关于四门塔的四尊坐佛的年代判定，在此前的书中也简单讲过这个问题，现在再进一步说明一下。

因为清代的《济南金石志》记载，塔内南面佛像的佛座上刻有武定二年杨显叔造像的发愿文，于是许多书中都将其认定为东魏，比如《中国石窟雕塑全集》，梁思成也说“造像有武定二年年号，揆之形制，或属此时”。导致很多学者都将其作为东魏佛像来研究。

但实际上，这个带有武定二年款识的佛座在清代就不知所终了，目前南面佛座上的武定二年发愿文只是根据端方旧藏的拓片复刻上去的，所谓旧藏拓片也只是一种说法，据我所知，连拓片的实物都没有。梁思成也未见过原来的佛座到底是什么样。由于佛座与佛像都是分离的，并非一体雕刻，所以无法确证《济南金石志》中提到的佛座为南面佛像的原配基座。《济南金石志》同时还提到了塔内另一件唐代景龙三年的造像题记，另，1972年翻修四门塔时发现了“大业七年造”题刻，可见塔内的年代叠压情况较复杂，不确定因素太多。

最大的问题在于这四尊佛的造型完全不在东魏佛像的范畴，既非褒衣博带也不是秀骨清相，开相与着装样式倒与隋代十分接近，比如青州云门山、驼山石窟的隋代造像。综合多方对比来看，四门塔的佛像实为隋代，而非东魏。

2:绍兴博物馆藏南齐永明六年坐佛
这件禅定跏趺坐佛，因其背面有发愿文“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而被有些学者当作南朝佛像引证。此佛像发髻与开脸均为南方明清造像范围（可参考同类型木雕），完全与南北朝不搭边。其衣纹密集，似乎有早期U形佛衣状态，但总体臃肿，毫无南朝气息。背后的发愿文也十分可疑，文中没有发愿人名，时间也毫无逻辑，字体笨拙不堪，离南朝甚远，应为伪刻。

3:碑林博物馆藏北周杨连熙造像龛
馆方标注为北周天和三年，背面有款识。找到碑林博物馆杨连熙造像发愿文拓片，如图5。
但无论是佛像、胁侍菩萨还是莲花的造型等等都为典型的唐代，底下的狮子明显是唐狮的造型，整个造像龛的形制布局也是唐代。发愿文字体为楷书，结构拘谨，无北朝之气，实为唐代造像后刻北周款，或为征集文物，系早年文物商贩所为？不得而知。

北齐、北周造像是北朝最后一个阶段，这个时期已不再具有东魏和西魏造像那般清秀和风骨感，而是看上去有饱满、和谐、丰盈的体感，恰恰是这种观感，让很多人难以区分唐宋造像与北朝的差别。碑林博物馆把北周造像标为唐代的情况也是有的；济南市博物馆把一尊北齐佛首标为宋代；国家博物馆有一次展览也把泾川的一件北周菩萨像标为宋代等等，这种例子已经很常见了。链接：http://t.cn/A6pbKTZA

4:栖霞山，三圣殿门口的两尊立佛（接引佛）
我看到有文章拿他们与南朝佛像去对照，言外之意可归为南朝造像，也有认定为隋代的。但仔细对照服饰与手的造型就能看出端倪，这其实是唐代的通肩式，并非是南北朝的通肩式，手的饱满感也是唐代的典型特征，以及莲花座等均属于明显的唐代造像。另，两尊像的头部显然是后来修配的，年代不过宋，可能是明代。

5:响堂山石窟博物馆内的佛首
这些佛首大多是遗址出土的，并非来自于石窟内，但有很多人将其与北齐联系起来。对比可见，其造形僵硬，发式呆板，几乎都是明清时期的作品，甚至更晚，无论是造型工艺还是气韵都与北朝差距甚大。此前聊过这个话题http://t.cn/A6pbKTZw

6:某博物馆（b字开头，不点名了）的造像基本上全是赝品，极少有真品，但我看到很多学者，包括业内的知名学者都引用过。慎重。

7:永宁寺出土的北魏泥塑名品
藏于洛阳博物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佛面，有很多文章将其作为佛面来举例。事实上她更应该是菩萨像，而非佛像。从同时出土的其他完整的菩萨像相比较就能看出（图12），无论是脸型还是五官的细节处理，都高度近似。对比同时代同地域的石窟造像，如巩义石窟、龙门石窟的菩萨像，能找到共同点。脸型柔美、笑容恬静，整体气质也更倾向于菩萨像。见旧文http://t.cn/A64Rn2H5

（以上所举例子只是一部分，还有更多留待以后慢慢整理，也欢迎大家补充。）

———-

1:济南神通寺四门塔造像
2、3:绍兴博物馆藏南齐永明六年坐佛
4、5:碑林博物馆藏北周杨连熙造像龛
6:栖霞山，三圣殿门口的两尊立佛（接引佛）
7、8、9:响堂山石窟博物馆内的佛首
10:某博物馆的赝品
11-12:永宁寺泥塑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