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东来讲，腾笼换鸟背后是一个尺度政治的故事。但是腾笼和换鸟之间不存在“可通约性”。过去十几年，广东腾空换鸟并不成功，包括后来山东的新旧动能转化也是如此。

在过去半个世纪，城市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也就是纽约、伦敦、东京和北京还算典型。前两个摇身一变成“全球城市”，后两个变成“全国城市”。这四个城市的特征都是总部经济很发达，有许多500强企业总部，掌握资本的运作，处于全球或者全国价值链的最顶端。比如北京的全球500强总部占中国的一半多，中国500强也有近20%，从这个角度，首位度很高。

大概在1995年前后，北京的重工业的比重甚至超过沈阳。但是凭借世纪末的国企改革、北京筹办奥运会和中国入世，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此外，北京很多企业总部如万达、三一等都是外地迁来的。这个现象在发达国家出现过，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底特律、曼城、马赛和鲁尔区，甚至名古屋和大阪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工业移到外地或海外；服务业获得了发展机会，这些专业性的服务控制了产业转移的节奏，但很多本地企业把总部的部分或者全部服务功能移到了临近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东京，导致“腾笼换鸟”的果实被摘了。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在中国同样正在发生，大型公司的核心功能越来越集中到大城市。比如恒大的总部从广州迁到深圳，TCL的总部实际也是在深圳不在惠州。

所谓腾笼换鸟是建立在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基础上的，这在中国发生的难度会大一些，因为行政壁垒强大，对本地企业形成某些保护。要是想自己培育所谓的研发、金融和高科技等功能，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且并不是说做就能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