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一律往往掩盖是非对错，并且阻止人们寻找新知，所以，苏格拉底式的质疑、对话、追问就成为法学院唯一可以言之成理的教学方法——学生永远不会听到老师支持他的观点，相反，老师总是通过追问，逼迫学生反思、修正自身的意见；若学生表示支持老师的看法，与老师的看法一致，常常会得到老师的反问“什么是我的看法”——这是一种训练怀疑主义者的教育。

成都牵手案本来是一个可以在课堂上展开有意义讨论的个案，诸如：他们是不是在测试自己吸引眼球的能力？他们是在摆拍还是被偷拍？如果摆拍，由此联想到私情，是否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 立刻想到全裸体, 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如果是被偷拍，那就牵涉到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在公共场可以主张肖像权（在有些国家，肖像权就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属于独处而不受干扰的权利）？“捉奸”传统与现代文明存在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讲故事应当限定背景，就事论事，而不是预设立场。

当然，人们由此联想到腐败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仅仅从几秒钟的牵手就推定腐败，也是稍微大胆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