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二字极好，在一个极短的篇幅中给了我们一个中国史的梗概。

1895年以后我们开始学东方（日本）学西方，1917年以后开始学北方（苏俄），这表明中国一直有很好的学习传统，“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这表明中国知识人不会去刻意排斥某种“化”，什么“西方化”“东方化”，所有的“化”最后都必须化为“我化”，“中国化”。

追溯原罪，是中国历史表达中独有的东西。从古罗马开始，一场大战，或者一个政治时间结束之后，立刻就会产出一批出自职业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国是用期权的办法，一个王朝结束后，史学家不会立即清账，及时对人和事进行评价，所以经常遗留所谓历史问题，这就导致了箭垛式的东西。好人就特别好，坏人就特别坏。对历史人物的评判要回归到具体的场景中去分析。史料上记录的邪恶和清明，和历史真相都有相当距离。

同姓不婚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家庭生活的稳定化，这是周人的一个伟大发明，是中国文明早熟的一个最重要例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同姓结婚会导致智商衰退，这样的例子在农村社会比比皆是，所以换亲的意图之一，就是避免同姓结婚和近亲结婚。

袁世凯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他死后，财产被分成若干份，嫡长子袁克定继承两份，其余儿子每人继承一份，女儿每人继承半份，这样的析产导致袁氏家族的财产不可能形成一股很庞大的力量，所以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反复讲，嫡长子继承制和诸子均分制使中国的资本一直不能得到高度的垄断集聚，中国社会一直处在自我协调、均贫富的状态。

我们的教材都说秦始皇建立全国统一的郡县制是历史的进步，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这其实是秦王朝二世而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大秦帝国电视剧是有问题的，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最终标准是它能不能让人民感到踏实。

项羽是个悲剧英雄，他身上有一种先秦时期的贵族气质，在现实政治中他玩不过刘邦这样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流氓无产者。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只要足够流氓，就可以随心所欲，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只要有足够的韧性。

对有作为的个体来讲，文化专制是毫无意义的，你的专制成全了我，何休是一个案例，另一个代表人物是郑玄。中国学术史上的伟大人物至少有孔子、郑玄、朱熹、章太炎四人，因为他们都是在整理前人的全部作品后，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考量。

中国各族的通婚仅局限于后世中国的区域内，而没有像中亚那些处于贸易通道中段的区域，血液有更为充分的交流。中国毕竟处于贸易通道的末端，除了宋元时期的泉州，混血、杂交，实际还是比较少的。

学历史的要想在国际学术界打出影响力，不能只讲泛泛的通史，而是要研究比较尖端的、冷僻的学问，这是绝学。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术传承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敦煌学、甲骨学、契丹学、蒙元历史。

在农业文明的帝制时代，中国社会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它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超稳定的前提在于传统社会的不解体。金观涛刘青峰讲的就是超稳定架构，当然他们的研究没有从传统社会的顽固性来讨论。

作者在最后提出了几点希望。
一，我们应该很温馨地去回望前人，不要用后人狭隘的心胸去设定先人的不足。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在其决策过程中，一定受制于他的时代和环境。作为后来人，我们要去体察前人为什么这么做，找寻其中的因果关联。
二，希望建立起全球史观。在1500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背后都有外来因素，辛亥革命其实是法国大革命的翻版，并且结合了新的要素。在阅读中国历史时，要从世界看中国，居高临下地观察中国演变的外部因素。
三，中国历史上各个族群都是平等的、善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