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7·20事件（一）】1967年7月14日凌晨，毛泽东由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等陪同，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武汉7·20事件。
这是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坐阵指挥文化大革命，终于实现天下大乱之后，一年来头一次在天下乱而不治的背景下离开北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探寻从大乱达到大治之途径，以便按毛泽东原来之设想，尽快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
毛泽东巡视南方，第一站选择在武汉停留，不仅因为武汉是全国的中心城市，还因为武汉军区是全国最重要的军区，湖北省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对全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统领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全国几大军区司令员中少有的老资格，1926年参加农民自卫军，1928年加入共产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55年起就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是中共和人民解放军的元老级人物，在军内外和武汉地区颇有影响，武汉军区跟北京军区一样，是并非完全听命于林彪的两个大军区。
陈再道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再道以为文化革命不过是文化界的事，文化革命同军队的关系不大，顶多涉及军区宣传部、文化部和文工团。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性为“反党集团”，改组了北京市委，制定了“5·16通知”，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纸大肆宣传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纷至沓来，陈再道这才意识到，文化革命决不仅仅是文化界的事，它已经涉及到党政军各个方面，从此高度重视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在武汉军区机关建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领导武汉军区机关以及属下的院校部队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陈再道到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希望军队在稳定局势中发挥作用，陈再道针对军内外造反派强占长江日报社大楼和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在北京参加军委碰头会期间，打电话叫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反对军内外造反派占领长江日报社，批判军内外造反派在报上发表的声明，指示军队一定要在维护局势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从北京回到武汉，陈再道按照中央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进按行业按系统大联合，抓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3月17日，陈再道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之规定，仿效其它军区的做法，把武汉地区军内外一批煽动打倒一切、大搞打、砸、抢、抄的极端派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3月21日，陈再道批准武汉军区发布通告，宣布解散极极派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制止了“工人总部”的打、砸、抢、抄、抓活动，消除了武汉地区动乱不止的最大根源，对制造动乱的极端派产生了强大震慑，受到全省干部群众热烈拥护。
军区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保护大批地方领导人继续工作，分别建立了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和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全省大批地方党政领导人成为各级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领导，湖北省和武汉地区不仅形势很快就得以稳定，工农业生产与交通运输没有出现混乱。
湖北武汉的形势刚刚好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又发动了反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运动，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再要求军队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军委发布“十条命令”，都把取缔某些极端造反组织说成“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被武汉军区取缔的极端造反组织“工人总部”，串联武汉大中学校受压的极端造反派组织，掀起了反击武汉地区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指名道姓地批评武汉军区，要揪出武汉“谭震林式的人物”陈再道。
武汉军区和陈再道虽然承受着巨大压力，还是遵照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和《人民日报》社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精神，把三月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抓起来的“工人总部”的一些头头和骨干分子放出来，这些放出来的“工人总部”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得到北京南下“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造反队支持，串联武汉大中学校的极端造反派组织了大游行，公开贴大字报，誓言坚决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坚决揪出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陈再道，冲击武汉军区机关，围攻、谩骂、殴打“支左”军官，抓走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
武汉军区为了顶住这股来势汹汹的冲击， 6月4日发布公告，坚持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仍不承认“工人总部”是“革命组织”，公告也检讨了“支左”中的错误，希望各造反组织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武汉地区工人造反组织“百万雄师”，坚决支持武汉军区的“支左”工作，“工人总部”坚持反对武汉军区，两派造反组织围绕武汉地区刮没刮“二月黑风”和有没有“三月逆流”，以及陈再道是不是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哪个组织代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哪个组织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从互相攻击贴大字报，发展到大辩论，从大辩论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武汉局势重新陷入激烈的动荡之中。
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给武汉军区发电报：“最近，武汉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明显的偏袒“工人总部”，严厉批评“百万雄狮”，激起了“百万雄狮”强烈不满，武汉军区还是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电报要求，反复说服“百万雄狮”，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各造反组织选出赴京汇报的代表，正准备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却给陈再道打电话，要他们不再去北京汇报，毛泽东马上到武汉视察，要他们做好两派造反组织工作，做好各种准备，迎接毛泽东到武汉视察。
中央曾经要求，武汉各个造反派组织派代表，到北京去商讨如何解决激烈的纷争，而毛泽东巡视南方，第一站选择在武汉停留，中央又要求各派代表不再去北京，毛泽东显然会亲自处理复杂的湖北武汉问题，复杂的武汉问题解决了，就为解决其他地方的问题提供样板，从而促使全国各地复杂问题的解决，以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使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196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