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在重庆泥泞的跑道上,我挥手送别了史迪威。
我知道我必须赶紧行动起来了。
美国大使馆正处于混乱中,毫无实权。国民党政府因为一时蛮勇逼走了史迪威,还在震惊中,不会马上处罚我,或禁止我自由行动,但很快,等他们回过神来,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夜,美军总部还在史迪威下属的掌控中,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明天会有一架美国货运飞机起飞,飞往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如果我去拜托他们,他们还能想法子把我送上飞机。
第二天下午,小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已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
整个飞行耗时两个小时,下面是黄土丘陵,上面是烈阳高照,四川的连绵山峦被我飞快地甩在了身后,飞机很快就抵达西安城上空,向下俯视,这是一座矩形的古城,城墙环绕,继续往前,再次进入山区,只是这里的山没了绿意,是黄褐色的,平坦的山顶是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山上布满了棕黄色的农田,是一片秋季枯萎的颜色。
突然,一座黄色的宝塔高耸入云,直冲蓝色天际,遗世而独立,看到布满枪眼的岗哨,你就知道,延安到了。下方片片黄沙的山峦上,三条干涸的沟壑就像深深的伤痕,在一处隘谷交汇,然后变成了一片宽阔的河床,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转向,机翼端划过冲沟,冲沟两边陡峭的山坡显露无遗,成百上千椭圆形的洞穴人口赫然在目,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蜂巢。
最终,飞机进入山谷,颠簸着降落,跑道两边是绿色的蔬菜田,延安,我到了。
时间有着神奇的力量,一切伟大事件在时间的长河中漂流越久,就会越清晰,它们的细节会被时间抹去,显露出历史与决策的轨迹。
我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的,目的是报道政治与压力。我在延安逗留了三周,其间所发生的一切远比我原本的目的来得重要:一场革命正在摸索中逐渐成形,遍布全国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秘密赶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是1928年的事了,而这无疑是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铺路。
不仅如此, 蒋介石刚刚抛弃了史迪威,罗斯福也随之抛弃了 蒋介石,因此,中国共产党利用这几周,准备向美方提出全面的且可能是永久的联盟——涵盖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而他们和我们中的一些人都希望, 这一联盟关系可以持续到未来。
那几周是美国战争目的与中国革命最契合的时候,无异于二者的蜜月期,而促成此事的媒人,是美国外交官小约翰·佩顿·戴维斯。戴维斯当时很年轻,只有36岁,他出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长得很帅,身体敏捷,为人幽默诙谐,是美国驻外机构事务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并主动承担了探索历史的重任。
我和戴维斯是老朋友了,关系亲密,我觉得,即便是他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在当时对美国政治的无知与当时的我差不多,希望我这么说不会伤害到他,我们都经历过延安那个热情洋溢的秋天,但他后来所受的羞辱与贬黜,要比我所经受的严重得多。
我和戴维斯是在那个周日下午搭乘同班飞机前往延安的。我们在延安机场分别,他将入住美国军事观察团“迪克西使团”的参谋处,我则会住在一英里外的民用招待所。
我此行的目的是找新闻。而他的目的,他并没有告诉我,尽管我们私交甚笃,但在那些年,像戴维斯这样的外交官是不能将秘密告知我这样的媒体朋友的,我也不会硬逼他。...不过,直到多年后,所有文件公开出版,他写下精彩绝伦的回忆录,我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或者说才完全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可描述当时的情况:“天高皇帝远。”那周,天确实高,但并没有皇帝。约翰·戴维斯没有上级,因为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重庆,并没有人负责统辖美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严格来说,戴维斯是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官员,国务院派他来华是为了给军事指挥官史迪威提供政治建议。只是在他抵达的那个周末,史迪威已经走了,美国军事指挥部已经没了。因此,戴维斯开始自己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抗日战争中能派上用场吗?他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
戴维斯在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忙碌起来了,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了一场深夜会议:如果我们的部队要乘飞机在中国沿海降落,共产党会有能力提供支援、切断铁路线、动员农民吗?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提问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共产党已完全掌握了 蒋介石与美国因史迪威关系破裂之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堕落与崩溃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16年后的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经回到延安,有的正在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毛、周、朱、刘本就住在延安,林、彭、陈、聂刚刚抵达——他们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被授予了元帅军衔。
而在当时,戴维斯的任务是探索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即联盟的可能性!
戴维斯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我也一样。在这几周里,我们将见证一场革命从胚胎到成型的过程,我是当时唯一的新闻记者,加上我与周恩来是旧识,与叶剑英相熟,又机缘巧合地与约翰·戴维斯共同抵达,让旁人误以为我身份显要,因此获准参与了为实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结盟而展开的探索之旅。
——【美】白修德,回忆录《追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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