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时间#
问：会不会和邓小平定下的不争论也有关？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招商引资，模仿追赶外国为主，不争论可以避免浪费，同时也是吸取文革大搞意识形态斗争的教训。但这样一来，二三十年间智库发挥余地很小，既然结论已经定了，外交上也保持无为，那么政府就没有智库辅助的有效需求，智库主要工作便会成为八股文为主。不再经常搞辩经，辩经能力自然废弛，舆论宣传溃败是表征之一。但是如今追赶者逐渐变成对弈者，甚至变成探索者，这个时候就需要智库有极大的原创和先见性，对海外政治外交的洞察力。但是智库仍旧按照过往的惯性写八股文，水平就低下了。希望通过需求牵引，让正真正人才从实战中脱颖而出。改革开放四十年，当初权宜之计很多都要调整。

@王孟源dudu 答：你的這個分析雖然不能100%確定為正確，但相當合理，值得大家參考。
我想進一步指出，當前改革所面臨的困境，屬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循環鎖套：40多年下來，外部環境和内在條件都已經完全改變，戰略和政策亟待徹底反省翻新，然而負責做謀略思考的智庫和學術體系，恰恰正是被廢置的重災區，根本無法擔起籌劃改革方向和步驟的重任；而問題的焦點，不在於沒人做得出正確的分析，而在於沒有能高效過濾並上達的管道。沒有好的管道，最高層就看不到正確的分析和方案，也就無法對問題做出全面深入的理解，於是反過來放任思想學術界的持續腐化，讓極少數的清明認知被簡單壓制淹沒，使得真相上達越加困難。
王孟源 於 2023/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