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广开读书人成为士大夫的途径，从上到下都提倡读书。宋真宗赵恒御笔亲作《励学篇》，传布天下。你非常熟悉的“书中自有干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三句话，就是出自这首《励学篇》。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学子们无论出身高低，都想方设法削尖了脑袋挤到进士的行列，甚至有很多考生采用作弊的方式谋取功名，也是从宋代开始，中国的科举考试采用了一系列防止作弊的方法。

首先，考官都是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立即前往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其次，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最后，试卷要糊名，也就是把名字糊起来藏住，让专人誉录一遍，送给考官评阅。考官也设置了多人阅卷。

此外，宋代将唐代科举两级考试改为三级，增加了在皇宫进行的殿试环节，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定出名次。这样既防止了考生和考官串通，也加强了皇帝对取士过程的控制。在此之后，省试的第一名只能被称为会元，殿试后由皇帝钦定的第一名才是状元。

宋代还简化了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和种类，取消了诗赋的考试，以及明经科。这项改革一方面突出了策对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让学子们只注重学习考试的科目。宋代的另一项改革就是大幅增加每届进士的录取人数，从唐代的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人，同时只要是进入了殿试环节的进士，都可以被授予官职，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这两项改革让宋代之后的文官人数大幅增加，而且几乎全部都由有功名的读书人组成。

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远远超过它的弊端。它的诸多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在古代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客观来讲，科举的规则一旦确定，对所有考生都是公平的。

其次，自宋之后，考试的内容实际上是考察读书人的治国之策，而非文采。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纷纷落马，而误以为科举考不出真才实学，其实这是误解。因为科举不是作文比赛，而是要看哪个考生对治国之道更有见解。当然，能写文章也并不等于能做事情。

最后，科举制度还造就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百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熟读儒家经典，在精神上得道于孔孟这些贤哲，往往会将治国平天下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然，科举也有很多弊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读书人实现社会价值的途径变得单一。科举入仕，这几乎成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一个文人不论学问大小，他的命运在中举进士前后会有天壤之别。中进士之人，可以位极人臣，而如果没有考上功名，一辈子可能一事无成。因此，全中国家境较好的聪明人，几乎都被推到这个窄窄的通道里，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而应试教育的风气也可以追溯到科举时代。

(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