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白起，我歪个楼，秦国战略有过一个重要的变化：
秦惠文王至昭襄王中期，秦军尚且“取其地而出其人”，从昭襄王晚期开始，转而“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也”（《战国策·秦三》）。
不要小看这个变化，它反映了重大的时代变革。春秋时期的著名战例，往往一天之内分出胜负，也不以大量杀伤敌方有生力量为目标。
但以长平之战为典型，战国中后期的战争不仅旷日持久，更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重心。这个变化的原因是领土国家的出现。
春秋时的“国”尚且是“点”，而不是“面”，只是相对于“野”而言的存在。一国之强弱，与领土、人口之关系并不显著。
战国时则不然，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县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国野之别全然消灭。领土国家的出现，一则建立了垂直化的行政体系，再则使人口多寡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不理解这个变革，就无法理解白起何以不放过赵国降卒。
长平之战，秦军几十万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大迂回，大纵深，大包围，大歼灭战，所有这些足以体现出了秦军高度的组织化和专业化。没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根本做不到这点。
我认为历史学者不能只看到白起的残酷，而忽略了背后的时代变革。这也是我不满意辛神汉武帝研究的重要原因，汉武征匈奴确实不仁慈，但不能因此忽略匈奴战争对于汉代财政汲取能力的变革作用。仅以这类抽象道德为尺度，我们也无法理解欧洲现代国家的产生。
当年王船山尚且评价秦始皇“秦以私天下之心，而能罢侯置守”“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我们今天的历史学者不能还达不到古之前贤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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