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唐朝灭亡之后，又重新进入到多政权并立的时代，社会文化随之发生新的变化。“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山水画方面涌现众多名家和理论著作，苏轼就曾品评过由唐至宋的画水名家传承序列，唐代孙位“随物赋形，尽水之变”，经五代孙知微，再到北宋蒲永昇，作品堪称“活水”[46]，对立面谓之“死水”，品格只能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虽然代表了文人士大夫的品评标准，但也从侧面反映当时水图的盛行，现存以陶瓷为主的物质文化材料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一时期窑址呈现出遍地开花之状，出现了官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等竞争并存的局面，也形成了中国陶瓷历史上的高峰期。陶瓷纹饰在继承前代装饰传统的基础上，呈现世俗化的趋势，与绘画、丝绸等不同媒材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相较于唐代，鳞状水波纹的身影日益增多，同心弧线组成的鳞状水波纹的运用发生新的变化。

1、两宋金代

定窑以白瓷和刻花、划花、印花装饰驰名于世，纹饰布局严谨、繁密有致，题材多取自当时的缂丝和金银器上的图案。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定窑白釉划花瓷海螺[47]，吹孔处无釉，螺壳表面刻划水波纹（图14）。器物本是佛教的法器[48]，而海螺本就是水生物，纹饰装饰其上似暗含着纹饰与“水”之间的关联。这一联系在之后定窑纹样中的表现日渐清晰，定窑窑址出土有白釉印花鱼纹盘残片[49]，纹饰应是表现悠游于水中的游鱼场景，鳞状纹饰遍布残片，无疑象征了水面的存在。同样作为白瓷重要产地的邢窑，在这一时期虽已衰落，但仍有少量生产，河北内丘县礼堂曾采集到金代白釉印花水波纹碗[50]，碗内底为鳞状水波纹与莲花等水生植物组合，表现了一幅池塘小景的图像。

磁州窑作为北方民间窑的代表，产品器形多为日用品，流行白地黑花、珍珠地划花、白地剔划花、黑釉白花等装饰手法，常取诗词书画作为装饰，及婴戏、垂钓、莲池、观鱼等具有绘画意味的纹样。南京博物院藏白釉黑花瓷镜盒[51]，盖顶中央写有“镜盒”二字，外围描绘了一周莲池景象，用黑色线条勾勒莲花、莲叶，植物的空隙处满绘鳞状水波纹（图15）。磁州窑的影响辐射到北方各地，如河南登封窑、当阳峪窑，山西介休窑，山东淄博磁村窑，辽宁冮官屯窑和内蒙古缸瓦屯窑。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登封窑白釉刻花水波纹缸[52]，外腹部刻鳞状水波纹。

除了瓷器外，建于皇祐元年（1049年）的开宝寺塔，为八角十三层仿楼阁式，位于开封城东北隅，因塔外壁的琉璃砖呈铁锈色而得名铁塔。琉璃砖上模印有多达50种纹样，其中在一块龙纹砖上出现了鳞状水波纹的身影[53]。日本知恩院还藏有南宋时期的刺绣佛说法图袈裟[54]，其中月轮部分绘有月中的玉兔、桂树，月亮四周绣有典型的鳞状水波纹。

2、辽代

辽代陶瓷造型和装饰吸收了唐、宋文化的特点，尤其是唐三彩、宋定窑、磁州窑的作风，出现了赤峰缸瓦窑、林东窑、冮官屯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址[55]，也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釉陶和器形，如鸡冠壶、鸡腿瓶，其中辽代釉陶以独特的造型和装饰区别于同时代的北宋瓷器，具体来说，可分为黄、白、绿单色釉陶，白釉绿彩、黄绿二色釉陶，以及三彩[56]。陶瓷装饰中的鳞状水波纹也大多发现于釉陶盘和釉陶执壶之上，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商都前海子村辽墓，辽宁阜新辽墓，均出土水波纹釉陶器[57]，器物内壁围绕中心模印一圈鳞状水波纹，再施单色釉，此类釉陶盘也频见于博物馆藏品[58]。可见这种纹饰在釉陶装饰中的流行，北京青云店辽墓墓室北壁绘有装饰鳞状水波纹的直口圜底容器，里面盛满方孔铜钱，形似聚宝盆[59]。除了单独使用外，辽代釉陶装饰中也出现鳞状水波纹与云纹、龙纹的组合，如辽宁省博物馆藏印花海水云龙纹扁壶[60]，扁圆形壶身两面印花装饰，以鳞状水波纹为地，搭配以卷云纹，形成海面上云气飘渺的景象（图16）；赤峰松山区发现的三彩执壶，圆形壶腹一周则以水波纹为地，配以蟠龙、莲花、游鱼[61]。鳞状水波纹与龙纹在辽代颇为流行，还会作为织物纹样。辽宁法库叶茂台M7和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均出土有海水云龙纹织物[62]，蟠龙在云气环绕下缓缓从海水中奔腾而出，两座墓葬均出土有大量丝织物，暗示了墓主的贵族身份，这一纹饰组合应是辽代贵族喜用的纹饰。弗利尔美术馆藏《人马图》描绘了一位休憩的少数民族骑士，画面中放置于地的鞍鞯之上也能看到鳞状水波纹织物的出现[63]。同样作为游牧民族的回鹘人似乎也喜爱此类纹饰的织物，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刻画了大量佛教供养人，其中不乏王室贵族，人物多手持花卉虔诚供养，20窟主室前壁回鹘高昌王后和15窟右行道内壁中的僧侣脚下均刻画了鳞状水波纹装饰的地毯织物[64]（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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