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类曾经和海狸、熊、鲑鱼以及其他动物结婚，并从他们的妻子那里学到许多关于动物的事，这是为什么我们对动物的行为有所认识，而且也了解它们的需要”。

以上是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引述的一段印第安人的话，隐藏在言词背后的，是一个人们不愿忘却的深刻真理：在远古年代，人们为了驱离自己的妻室，为了诅咒她们或惩罚她们，曾粗暴地毁掉自己的家庭，采取“离婚”的手段，并因此冠动物以不贞、狂暴和兽性之名，拿它们做祭品，追赶它们，掳获它们，或让它们从事最辛苦的劳动，并剥削它们。

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历史从黑暗野蛮逐渐迈向理性亮光的过程中，试着丰富自己对动物已有的知识，把那些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动物变成家畜家禽，将它们编目分类，研究一种又一种的动物，建立起动物学、生态学、环境学等种种学科。

因此，在开始“思考动物”之前，我们其实就和动物（也许除了那些最具野性的几种动物之外）有着简单、共同的相处经验，并与它们架构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关系，从猎食关系到最亲密的伙伴关系。

然而，要从这个经历的多元性达到概念的单一性，不但极为困难，而且有时甚至会令人产生“无用”的感觉：既然我们对各种动物如此熟悉，“思考动物”究竟又有什么意义？

科学承认无法定义什么是动物和动物性，而致力于这项工作的哲学，却停步于一条绝对相异性、“完全他者”的界线，界线之外是石头、植物，而界线之内不远，就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