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要对一个观点发表我的看法。

有很多人在评论里说我会变成下一个老雷。对此我并不认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跟老雷在推特上打过好几次口水仗了，次数多到我都不记得了。有些人声称他们在外网同反华势力奋战，可是在微博上绝口不提我在推特上的网络痕迹。老雷这个人在我来中国之前很多年就在中国生活了。他的汉语比我好。他对中国一度也比较友好，但是在中国遭遇了很多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上的不适应，他发表了很多过激的言论。目前他已经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了。所以，有一些无理的声音认为我在网络上被人讨伐，因此我必然会变成下一个老雷走向反华的道路。

对于老雷，我并没有过多的取笑或者讽刺的意思(但每一次都是他来找我的麻烦)。我从来就不觉得，他跟我的立场不一样我就应该否定他、羞辱他以至于让他不再说话。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理解，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有趣的是，他也认为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能理解。他觉得他是个''过来人''，所以经常来我的推特''教训''我。我当然会说出我反对的理由。比如上面的截图，我本意指的是，德国在不断上涨的物价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可是老雷却曲解我的意思，指控我享受中国劳动者被剥削所带来的低物价。我回应他，只要人不傻，都会向往物优价廉的商品和社会。

好，现在我来揭示一下，我为什么不会变成老雷。

1. 首先，我虽然年龄比老雷小，但是我周遭的环境和我接受的教育都远比老雷的要更加平衡和理性。我爱人就是一个中国的爱国学者，我亲自目睹过他在德国社会因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所面临过的困难。我为德国的一些愚蠢社会言论、特别是媒体对中国的深度诋毁，而导致一个中国科学家在德国生活不愉快、不愿再为德国工作而感到十分沮丧。这基本上是我反感西方对中国偏见的直接原因。在我的认知系统里，存在于德国的保守主义、一些盲目追寻美国的霸权主义、还有一些人依然存在的可耻种族主义，是阻碍我的国家发展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最大祸害，我非常不喜欢。当<世界报>诋毁我之后，我的社交媒体在德国的影响快速扩大。因此，我逐渐扩大了自己在德国的交际空间，认识了很多在德国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是一个群体。

我的德国群体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和深刻社会体验的人士，他们和中国籍的爱国人士成为影响我的最大力量。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籍的这些人士里，有一些是以极端民族主义和对西方仇恨的态度来支持我反对德国的丑恶现象的。这些人仅仅基于一些对我的曲解和断章取义，就在微博上追着造谣黑了我一整年。于是我现在要立刻跟这些人割席。后来，中国的记者们报道了我的一些事迹。我通过他们建立了很多在中国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我在中国受到了礼遇，并且我的声音能够传达出来。我对此很知足很感激。我的这种经历同老雷的并不一样。他并非是站在世界和平和关切德国未来的起点上来看待中国的，他的对中国的看法都源于他一套十分自私而产生的应激感受。但是作为一个本土德国人，他这种感受我非常能够理解。在价值观上，本质上我跟他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我懂得什么是更大更优先的议题。

2. 我在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巨大社会差异中，很早就找到了一个能够说服自己去适应两个社会的合理性解释，这个解释源于我对于法治社会的向往和维护。因此我能够接受中国在许多事物上同德国差异巨大。我认为作为世界主义者，这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这与具有传教情怀的西方人具有极大的区别。我尊重任何国家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在德国我们有自己的宪法，我十分尊重我们的宪法。很多中国人误解，德国政府是德国的代表，因为他们政策的错误就攻击德国民主。这是非常错误！在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中(很多德国人认为美国甚至都不算)，民主的本质其实一部宪法，而不是政府！我们没有忠于德国政府的任何法定义务，我们甚至还有合理反叛暴政的基本权力。我们的政治忠诚体现在德国基本法宪法上。德国宪法规定了我必须要尊重人权、维护人类尊严，作为德国公民我肯定要去维护。

同时，我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我意识到中国同德国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民意的支持下赢得了内战，取得了政权。因此，它必然会建立一套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宪法系统。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像你花了自己的钱建立起来的企业，你会交给别人吗? 我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包括老雷在内的很多人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国宪法中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条款很多，很多来自民选国家的外国人会觉得难以适应。这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注意到中国和西方国家历史的差异。因此，出于对法制精神的维护，我完全能够尊重和接受中国政府在其宪法框架下管理自己的事务。我所反对的事务，网友可以列举，从德国新闻机构诽谤我，到我吃到假酒假肉，到我反对造谣网暴，哪一项不是因为有人违法在先我才做出的反应。我反对的都是那些以标榜自我正义而触犯法律的人或者事情，我的判断标准不分国家一视同仁。包括德国媒体宣传虚假的中国，我也以他们侵犯了德国人民获得真相权力为理由，才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去公开反对的。我有自己的认知体系去消解我在德国和中国遇到的不开心，而不是向老雷那样把自己所有的挫败都归咎于中国政府的道德品质上。这也就是说，我对中国社会里面的意识形态斗争毫无兴趣，也完全没有兴趣站在一方声讨一方。但是谁网暴别人，谁诋毁别人，谁传播谎言，我就反对谁。本应是讨论事情和观点的言论广场，总是有人喜欢给别人扣上帽子污蔑一番，这只能体现人性中野蛮和幼稚一面，看不出任何公民对于规则和法律的敬畏。你能找到任何我的一条言论违反法律吗? 我今年违反微博的规则的处罚是0条。你再看看有多少攻击我的言论是侵犯我的尊严和名誉的。违法的事情在我的眼里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

3.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同老雷的性格不同。老雷的性格是比较偏激的。从与他的聊天里我能看到他的苦闷和压抑。我有时候在想，当他在中国遭遇到挫折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给他好好讲述中国的故事，如果有机会让他能够多看到中国社会里积极的一面，如果让他多看到一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辛勤付出，如果没有同中国的基层执法部门相处不愉快，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交流能力优秀的人士同他坦诚对话，或许他不会走向这么偏激。如果没有遇到网上一些过多的攻击，他是否还会是对中国友好的人士。我不想以反华势力这种话称呼他，但是他应该学会善待自己(但我不得不说，他对我真的是挺粗鲁的)。在承受可能在中国的各种不适应之前，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同我展开了非常深刻的交流，早就化解了我心中的不解，所以我对一些在进入中国后，社会生活上的变化是有心理准备的。即便是目前有人恶意攻击和诬陷我，我也不会离开任何我已经开展活动的社交平台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

老雷在一个介绍同阿福打官司的视频里，流露出了对无法进入中国，无法再同中国的朋友见面的遗憾(或许有过一些自责)。

最后回应一个无耻之徒对我的恶意“实名”举报: 在坚实的证据面前，我不相信这些妄言能够影响到我和我爱人的生活。如果他确实如自己所言举报了我，那最后的调查结果一定是证实我的清白，从而给他自己带来信用崩塌。他如果想要继续碰瓷我的学校，他先要想清楚在那之前有了诬陷记录的他微博账号还有没有。如果他用的确实是自己的身份证举报我们，他则要考虑的是怎么对付刑事诉讼和牢狱之灾。他曾经的一个账号已经被微博封禁了，目前据说在美国还有假合同的官司(或许也会面临一场牢狱之灾吧)，这种有诚信劣迹的人怎么还有脸来举报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