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曾与延安商议回党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在船上，陈独秀思考写一本抗战的小册子。

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

罗汉8月底离开南京，作为陈独秀的信使，在南京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于9月2日到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是林伯渠，认识罗和李。罗汉北伐时任四军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时四、六军配合过。李侠公1899年生，这年39岁，贵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0年在上海被捕，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而脱党。

经过长征，林伯渠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但身体很硬朗。林伯渠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只是脾气太倔。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林伯渠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回电。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来看罗汉。谈到陈独秀，王若飞非常关心，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中共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自己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1931年夏，王若飞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同年11月在包头被捕入狱，直至1937年4月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见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罗汉不虚此行，急忙赶回南京。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厚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博古说： “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出任何具体结果。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

博古三十来岁，自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至遵义会议，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 “前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说着，陈独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他答应帮忙，但没有刊登。

一天，罗汉偕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找博古和叶剑英。博古对罗汉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毛泽东见陈独秀迟迟不写检讨，11月12日发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时，说：“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历史上的浪花##新星v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