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去谈论小胡子的问题一点都不难，而且我觉得我讲的东西非常通俗易懂。

人在极端的条件下就会做出极端的事情。
一战后的德国就是一个极端的条件，通胀太高了，多少马克换一个面包，大家也是看过历史书的，外加上协约国的羞辱，德国人并非是不理智，相反，兴登堡之前搞出了三个比小胡子更不合法的内阁，就是不想让小胡子上台。
结果呢？失败了。

然后德国大使馆的问题在哪？它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一个技术性问题，压根回避了当年德国面临的一个极端局面，其实我都不需要说举出各种例子，今天德国是发达国家，生活条件远高于一般国家，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经济稍微不景气，极右翼就起来了。

就这个东西德国现在的政府是承认的，它承认：
第一，现在的德国经济不景气。
第二，极右翼起来了。

但是它在叙述过去小胡子的时候，又不用这一套理论了。又搞成技术性问题了。
敢再虚伪点么？

只要环境足够严酷，就没有推不翻的法律，这本来就是现实情况。
它和你的什么什么法律没关系，懂吗？

那为什么只要环境足够严酷，就没有推不翻的法律呢？
自然法学派不是喜欢玩不证自明的真理么？

成，这是我认为的真理：
“人想活着，为了活着往往可以不择手段。”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因此在现实的社会中，不能让民众太过于紧绷，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预留出足够缓冲的空间，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我嘲笑什么哈耶克，什么奥派之类的原因。

奥派一直在攻击当年的罗斯福经济政策，觉得罗斯福搞大政府。

其实当年美国如果真的也跟德国一样，也有那么高的通胀，活不下去，我觉得路灯上会挂满这帮经济学家。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活着，你觉得这个理由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