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研究中，数目字管理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关键词，惜乎黄仁宇从未就“数目字管理”一词给出过明确的概念解释。以至于众说纷纭，颇有争议，更有人把它当作不言自明地概念理解之。对其解释，无外乎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路径，包含丰富地数字量化技术的应用，另一个人文角度，如产权制度之类。但从技术路径来解释的话，往往容易滑到人文维度；而从人文维度来解释的话，往往容易滑到技术维度。要从“数目字”这几个字，外延到产权保护的范畴，确实要做好心理建设。无论如何，把现代的观念，凌空穿越到古人，与实际情况恐怕颇难相符，也有些苛求古人了。

如果掉过头看黄先生个人际遇，无疑受到类似矛盾的反噬。
从技术上看，黄先生晚年被三流大学解雇的主要原因是业绩——教学、科研工作量不达标：课时不够（选课学生少），出版不够（书稿被拒）。而这，不正是黄先生推崇的数目字管理的一环吗？但从人文来看，主要是黄先生的一些观点，突破了过去西方对东方，尤其是天朝历史的解构和叙事框架：中国人并非某些史学家渲染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民族，中国人也不是外国人想象的天性喜欢贪污，历史研究更多地应该抱有同情的人文关怀，等等。这些无疑为白人中心主义所不能容忍。结局也就是必然的了。

虽然黄先生关于明代财政史的研究，不无迷茫之处，但就其身上中国传统文人的傲骨而言，请收下我迟到的膝盖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