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南北朝的“士族”问题。南朝”士族“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士族之中也有”高门“和”次门“，高门和次门之间的顺序又常常因政治的变革而有所调整。但士族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不必服役，既不服兵役，也不服劳役——士族贵族自己不用说，他们的奴仆门客，也都不必服役。所以当时投靠士族的人非常多，以至于”膏田满野，奴婢千群，附徒万计“。

士族之外，还有庶族。庶族的概念更复杂，简单说是除了士族之外，又不属于平头百姓的，都属于庶族。有时候庶族也叫寒族，寒族也好庶族也罢，实际上依然是贵族，只不过需要服役——当然也不是他们自己，是指他们的家奴仆人——所以也叫役门。

为什么说寒族或者庶族也是贵族呢？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爱读南北朝的历史，经常看到南朝有所谓”寒人“”寒族“的概念，比如梁武帝的宠臣朱异，通常都说他是寒人，所谓南朝的”寒人掌机要，宗王镇外藩“，朱异也经常被拿来当作典型。但是考之《梁书》，侯景作乱前曾请求和王谢大族结成婚姻，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可见朱异出身虽然不如王、谢，但也不是那么低。梁书说他的八世祖朱均为东汉鸿胪卿，避董卓之乱迁居江东，定居于吴郡钱唐县。更准确的说，朱异应该属于”吴侨“中次于顾、周大姓的宗族。所以寒人和寒族，在当时至少不完全等同于平民。此外，有时候寒族也常常被用为没落士族子弟的自称。

士族既然有这么多的福利，自然人人想当士族。但问题是士族太多了，南朝政权又承受不了。于是南朝历史上的政权就想到一个办法，借口人口迁徙，一次次地进行所谓”检籍“”括户“和”土断“。括户的意思，就是把由北方迁移过来的民众，登记在册，用于统计人口，土断的意思，是把北来的侨民，登记后编入不同的州，向不同的州纳税。检籍，则是要把这些人中的贵族，清查其身份，判断他们是否属于士族，然后确定其是否服役。不用说，每一次的”检籍“”括户“和”土断“对于南朝都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活动，各方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大打出手。历代南朝朝廷都为此搞得精疲力竭。侯景之乱，实际上就是南朝士族政治带来的上百年弊端的总爆发。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北魏的崔浩案了。西晋灭亡后，中原士族并没有全部南渡，留在北方的依然有不少，其中许多人又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有合作。崔浩就是其中的代表。崔浩在北魏朝廷有很大的影响力，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在拓跋焘时代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因此想要“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实际上就是在北魏王朝中一定程度上恢复始于西晋的士族政治。

最要命的，是他本人身体力行，把女儿嫁给了从南朝逃亡北魏的王氏子弟王慧龙，而且称赞这个女婿为”贵种“。引得鲜卑贵族长孙嵩高度不满，跑去向拓跋焘打小报告。崔浩的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鲜卑贵族的利益，更影响了拓跋焘作为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拓跋焘借口国史之狱，杀了崔浩。这个过程非常惨烈，”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吏以下皆死“，杀崔浩之前”使卫士数十人溲于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此后，一直到隋朝统一南北，士族政治在北朝始终没有再恢复起来。

将“齐整人伦，分明姓族”作为崔浩之死的主因的，最早是陈寅恪，我只不过是复述了前人的观点。但可以做一点补充，就是为什么说国史之狱只是拓跋焘杀崔浩的借口？因为崔浩所修的史书也就是《国书》，实际上在崔浩死后并没有被禁，而且一直保留到了至少北魏宣武帝时期。《魏书·李彪传》中李彪上《请修国史表》，提到”崔浩、高允著述《国书》……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可见李彪还看到过《国书》的至少部分内容。当然，崔浩死后《国书》是不是遭到过拓跋焘的修改，依然是个问题。但从书一直流传，也可以看出这部书不是崔浩死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