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时代，陶渊明并不被认可为最好的那一类诗人。钟嵘的《诗品》把陶渊明排在中品。旁的诗人，钟嵘批“中”，总要讲讲缺点：曹丕是“新奇百许篇，皆鄙直如偶语”，嵇康是“过为峻切，伤渊雅之致”……说到陶渊明，倒是说了一大堆好话：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颜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说了这么多好话，钟嵘也不承认他是最好的那一类诗人，不承认他是最好的诗人，也不能说他不好，实在不会夸了，只能夸一夸“人好”。钟嵘与《宋书》的主编沈约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沈约在《宋书》“隐逸传”里花最多的笔墨写了陶渊明。在钟嵘的时代，比起诗文，陶渊明更以“隐士”而闻名。幽人贞吉，贤人避地。“隐士”是一个带有道德优越性的身份，贴上这样的标签，暗示着在技术和审美之外，必须加入“道德积分”，积少成多，便成为政治资本。（”“终南捷径”就是这样来的）

钟嵘当然知道赞美道德偶像的意义。《诗品序》里条流钟嵘心目中五言诗最杰出的作者，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太康时代的陆机，甚至陶渊明同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只在这篇序言的最后稍微提到陶渊明，列举二十一位诗人能作为“警策”的五言诗各一首，陶渊明《咏贫士》缀在榜尾。恭恭敬敬称他一声“陶公”，二十一分之一的道德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