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看《春光乍泄》，发现王家卫的电影一个迷人的地方，是他站在传统母语的对面重新想象语言，就像离香港最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走得更远来到台湾在地球上的对面、世界尽头，他让张国荣、梁朝伟、张震站在这些尽头说话，同时，乡音或地域的图像——例如粤语里的特定词序、梁朝伟做的紫菜蛋花汤——被这些流浪人用于铺垫零散生活。就像他们把词语变成既定语言的反面，同时却需要使用最熟悉的方言来写作时间、听觉、视觉，用自己作为年轻流浪人/被流放的香港明星的笔触。所以王家卫的好电影总是具有一种逃脱传统社会的空想审美，连一滩猪血都变成一种色彩的流淌，但是当他回归传统社会的写作，或者说他的写作方式被当作权威，他就失去了最美的想象意识，《花样年华》像是衰败的前声，尽管它相当完整而成功。而且他之所以会呈现衰败（当然人的一生还很长），是因为他的想象力顶点都只是情感生态，当然有略显蒙太奇变化的社会光景，但是那通常都会被共情所统治，没有得到更充分的游走，所以他不能像戈达尔那样组成思想生态，或者像阿克曼那样组成历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