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的书单
俞晓群

前些天写过一篇长文《那一张旧书单》，其中谈到一九二一年，张元济先生请胡适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开书单。胡先生提出编印“常识小丛书”，首批拟出二十五个题目，分为国家、历史巨人、新事物、主义、政法和经济几个门类云云。胡适先生在日记中记载此事，但商务印书馆的原始文件，却没人见过。

近读汪原放先生《回忆亚东图书馆》。汪先生早年与胡适先生过往甚密，他见过这张书单的“原始文件”，还抄录留存。《回忆亚东图书馆》完整记录了这张书单，上面有胡适先生开列的书目，还有张元济先生的六条批注，以及胡适先生的回复等。汪先生回忆，当时胡适先生还对他说：“要薄薄的本子，价钱要定得很低。或者几分钱一本，或者是一角一本。梦旦先生他们都很赞成。”汪先生说，胡先生提出的小丛书，后来变做了《万有文库》那么大的大丛书了。

书中还记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胡适先生来上海治疗痔疮，在汪先生家住了四个月。在此期间，胡先生为汪先生开列过两套书目。一是翻印古籍，胡先生建议出版一套“中国哲学丛书”，他一面想，一面写出一些书名来：《朱子年谱》、《王阳明传习录》、《颜氏学记》、《费氏遗书》、《李直讲集》、《明夷待访录》（黄梨洲）、《伯牙琴》（邓牧）、《明儒学案》、《近思录集注》（江永）。写此书目时，恰好陈独秀先生来访，他看了看，拿起笔来再写下两部书：《神灭论》与《非神灭论》。
二是讨论“古短篇小说丛书”，胡先生认为可出版如下几种：《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加一种，叶德辉刻）、《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石点头》和《醒醒石》。胡先生将这些书目写在一张宣纸信笺上，交给汪先生。

另外，汪原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买到一本房龙《上古的人》英文版，他向胡适先生请教。胡先生说：“房龙还有一本《人类的故事》，沈性仁有译本。房龙一次到中国，在山西大同看到‘景教碑’，想把它偷到国外去。他雇了许多中国工人，做了一个假的‘景教碑’，和真的一模一样，打算把真的运出去，把假的照样竖在那里。后来给人发觉了，他只好把假的运出去了，现在纽约博物馆里。房龙曾在康奈尔大学教过书。欧战的时候，因为他的文字有袒德的嫌疑，被逐。”后来汪先生请任冬译《上古的人》，在亚东出版。（注：胡适先生这段话，似乎有误。据载“景教碑”在陕西西安，是一位丹麦人何乐模博士试图仿制此碑云云）

以上文字很有趣，也很有价值。需要说明，《回忆亚东图书馆》出版于一九八三年，全书十六万六千字，署名“汪原放著”。其实汪先生于一九八零年去世，此书是后人在他“一百多万字的遗稿”中，选编出来的。可想而知，那一百多万字中，一定会有更多有趣味、有价值的故事。比如汪原放先生与他的叔叔汪孟邹先生，与陈独秀先生等交情极深，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仅就胡适先生与陈独秀先生而言，有两个记载很生动。一是《孟邹日记》写道，一九二三年亚东图书馆出版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分别请胡适与陈独秀二位先生来亚东图书馆，当场作序。后来汪孟邹先生对汪原放先生说：“他们都有真功夫。适之写的时候，要找不少书，先摆好再写。仲翁（陈独秀）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两个都真有功夫哩。”

还有，胡适先生生病时，陈独秀先生前来看望，两人经常为“问题”与“主义”发生争吵。一次陈先生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先生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他拿起司的克（手杖）在地板上连敲几下，说：“仲甫，你坐吧，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楼去了。陈先生在那里愣了一会，说：“我再来。”也去了。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