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陷入危机；中苏两国此时围绕外蒙问题与中东路问题尖锐对立，由于苏联与共产国际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背景下依然指导并援助推翻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内战，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苏联充满戒心。
1933年4月后盛世才在新疆和苏联建立起特殊的关系，新疆问题成为继外蒙问题与中东路问题之后中苏主权纷争的又一个焦点。5月，苏联不顾条约规定，单方向日本和伪满兜售中东路。这种以牺牲中国利益而谋对日妥协的举动给中苏关系带来了新的障碍。“日本是虎，苏联是狼”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层对日苏两国的基本定位。
1934年10月蒋介石命蒋廷黻访苏，向莫斯科传递了希望中苏合作抵御日本的信息。蒋廷黻访苏不久，日本当局从各种途径获得了有关中苏接近的情报并为之不安。11月24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其军部报告了中国走向抗日亲苏的这样“几个事实”：。。。其三，宋子文在兰州与苏联要人秘密相会。其四，蒋介石对“四川共产党”无意积极“剿灭”，令人怀疑是否因为同苏联有何谅解。
1935年1月胡汉民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报纸发表后引起大哗，胡汉民拒绝南京要他更正的要求。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1935年1月22日在国会发表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亲善演说”。第二天，接到驻日使馆报告的汪精卫在国民党中政会第441次会议上说，广田“关于中国的说话，较为合理，为数年来所未有”。2月1日，蒋介石在答《中央日报》记者问时再次肯定广田演说“亦具诚意”。
1935年5月2日在天津日本租界有亲日分子被暗杀。17日，中日两国按既定计划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以示双方促进邦交的愿望，日本军方对其政府的这一决定极为不满。在华北，日本军人责难蒋“一面表示中日亲善，一面已作种种准备，殊难使人快意，以后还是很难达和平目的”。6月9~27日，日本驻华军队先后把《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强加于中国，迫使国民党地方党部和中央军退出河北与察哈尔。关于这一所谓“华北分离工作”的动机，日本大使馆武官于6月初即在内部透露：目前是纠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好时机，我方虽未以倒蒋为直接目的，但蒋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
6月19日的国民党中政会第462次会议讨论联苏制日问题。汪精卫说：“俄国明知日本系为准备大战，所以他对于满洲权益宁可退让而以全力经营新疆。我们联俄是做不到的。”，“我们有两条路，一是绝对抵抗，到那里算那里；二是接受要求，共同合作。第一条路，我们也许要走的，第二条路，还是要看对方要和我们做朋友还是要我们做奴隶？要我们做奴隶，我们只好去拼。现在中央所采取的是第三条路，就是努力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方面要把外交移入正轨。”。刚从华北回来的何应钦在会上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要在大战以前就把中国克服，否则恐中国于大战时乘之也。日本侵略中国之法，第一，使中国永远不统一；第二，谁能统一中国就打倒谁；第三，不许中国有建设，尤其是军事建设；第四，要打倒中国国民党，使民族性渐次消沉。”
一直担心“中日合作反苏”的苏联也在利用华北的新事态开展活动。7月25日起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苏联开始调整全球策略，在中国的策略是促进国民政府走向抗战以在牵制日本。苏联大使馆的对华工作随之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