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4日这一天，正当毛泽东在农讲所忙活的时候，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又名杨永禄。
　　
毛泽东顾不上照顾杨开慧母子，继续忙他的事务。鉴于统一战线中右派倾向日益明显，他为了使农讲习所广大学员能够真正地站在革命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说话，发动全所学员和教职员共同参与，制定了一部农讲所“规约”。“规约”中明确写道：“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承担我们的责任，每个学员必须具有自觉的纪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工具”。
　　
“规约”中还写道：“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来，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的存在。”“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的扫除，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规约”同时也要求教员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重学员的世界观改造，帮助学员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
　　
中央农讲所开设有“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有恽代英讲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帝国主义与中国》；还有李达讲授的《社会发展史》、《辩证法》。
　　
尽管李达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待他还像对待党内的同志一样。他曾经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1927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
　　
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他全部课时的60% 。他所讲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湘南湘潭西乡一位租田15亩、仅一妻一子的壮年佃农为例子，详细计算了他一家的收入与支出。在计算中，他提出了一个“假定事实”：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自然灾害；家人身体强壮，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主人精明会算；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一家人终年辛劳全无休息。在这6个“假定”条件下，一家人的收支相抵也尚欠19.17元。但事实上这6个“假定”条件全部具备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通过这个典型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的佃农都苦，这正是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变成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在农讲所还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他开讲那一天，校内学员、教职员工和校外的群众800多人，在大教室里和走廊上挤得满满的。他那慷慨激昂、逻辑严密、生动形象、深刻鲜明地讲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还常常抽空到学员中了解情况，谆谆教导学员们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在毛泽东倡导下，农讲所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请贫苦农民到所里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洪山、石咀、咸宁、通山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学生带着农讲所编印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和地主豪绅的罪恶。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工农群众的严峻形势下开办的，因此农讲所非常注重军事训练。农讲所在“规约”中明确规定：
　　
“为要纠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农讲所专门设有军事教育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原农讲所学员刘征曾回忆说：
　　
“把训练学生掌握武装斗争的实际本领作为重要课程。农讲所学生实行军事编制，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日训练2小时，每周到野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的军事训练更加紧了，每日军事课增加到4小时。军事训练是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例如，在实行战地演习时，我们全副武装，携重20斤左右，有时快速行军，有时跑步前进，并演习野外露营和半夜紧急集合等。紧急集合要求在5分钟内打好背包，整队完毕。在作战演习中，不论沼泽地带还是荆棘丛中，只要‘卧倒’命令一下，就立即卧倒。不少同学经过农讲所短短几个月的训练，由普通的青年成长为后来各地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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