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内有地下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震怒，刚要下令缉拿“内鬼”，但看到名字后，却忍不住“扑哧”一笑，甩了句：“这不可能！”

这个“内鬼”叫李时雨，是我党一名潜伏人员。然而戴笠至死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李时雨1908年出生，23岁那年加入我党。他从小嫉恶如仇，面对国民 党的白色恐怖，李时雨下定决心要到战场上和敌人厮杀。

然而，1934年的一天，上级却找到他，派给他一个新任务，那就是潜伏到东北军中。

因为面临日军在东北的累累罪行，我党需要知道张学良的真实想法。

李时雨有个同乡张学孟，恰好是张学良的警卫员。李时雨常常借口去找他，出入张学良的办公室，也因此得知张学良确实有抗 日的打算。

然而，后来张学良被老蒋软禁，李时雨又被派到天津的高等法 院，继续潜伏。

由于李时雨是法学院的高材生，法 院院长对他很是器重。为了他出行方便，还给他办理了一张日军特务机关的通行 证。

为了让自己“融入”那里，李时雨平时特别能摆谱，他喜欢穿新西装，系领带，皮鞋也擦得油光铮亮。同事看到他，都羡慕不已，领导看到他，也格外放心，因为他太符合“贪慕虚荣”的人设了。

不仅如此，他还喜欢开好车。那天，李时雨找到院长说：“院长，内子明天来，能不能开您的车去接他？”

院长抬头看了看他，非常理解地说：“你要用就用，跟小王要车钥匙。”

“是！谢谢院长！”李时雨向院长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其实，他借这辆车，根本不是为了接妻子，
而是为了给我军运送一批电台。由于日伪军查得太紧，每个路口都设有岗哨，要想带着电台通过，简直难如登天。

这下好了，李时雨开着院长的车，一路畅通无阻，很轻松地就把电台送到中转站。

李时雨还成功营救了地下党冯骥。当时冯骥被捕入狱，正在审查。要知道，国民 党对我党人士，可是毫不手软，要是一旦确认冯骥的真实身份，那他必死无疑。

那天，李时雨借着职务之便，来到档案室，找来管理卷宗的康办事员，说要看看冯骥的材料。

康办事员一听，立马找出卷宗，从窗口递给李时雨。

李时雨接过卷宗，一边假意翻了几下，一边和康办事员闲聊起来：“你们这工作也真够辛苦的，我那有上好的茶叶，等改天给你拿两包。”

“哎，哎，太好啦，怪不得人家都说李法官对部下好呢。在你手下当差可真幸福。”康办事员一看院长的大红人这么抬举他，乐得合不拢嘴。

这时，李时雨手里的笔“不小心”掉了，康办事员赶紧低头帮忙拾笔，就在他转身的功夫，李时雨掏出一份空卷宗，替换掉冯骥的卷宗。

等康办事员站起身时，李时雨则把卷宗还给他，还特意叮嘱道：“可一定要收好喽，千万别弄丢了。”

回去后，李时雨便把卷宗销毁掉了。等法 院要审理冯骥时，却发现卷宗找不到了。

康办事员哭哭啼啼地找到李时雨，想让他帮忙拿个主意：“这可怎么办呀？明天就开庭了。”

李时雨假装叹了口气，“提醒”道；“能不能是日军轰炸时给炸没了？”

“对对对，是被日军轰炸没了。”康办事员总算能找到借口，连忙附和。

后来，因为没有证据，再加上李时雨事先让冯骥，咬定自己是打架斗殴才被关进来的，所以，很快冯骥就被无罪释放了。

李时雨的才干，也吸引了汪精卫爪牙的注意，也想挖他去效力。李时雨顺水推舟，打入汪伪，并很快得到汪精卫的二把手陈公博的信任。

李时雨总会在和他闲聊时，套取情报。日伪军想“清剿”新四军的情报，就是这样得来的。

尽管如此，陈公博还是把他李时雨看成心腹，后来他调任上海，也把李时雨一起带了过去。

到了上海后，军统余祥琴想让他伪军统效力，李时雨自然愿意，这样他就成了“双面特工”。

日伪的情报，他总会第一时间传递给我党，然后再传递给军统。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见他这么有本事，还在内部大会上对他点名表扬了。

李时雨小心翼翼地在刀尖上行走，一直没出什么差错，谁知，1946年，突然有人举报，说李时雨是地下党。

此时，李时雨已经是少将军衔，下面的人轻易不敢动他，便上报给戴笠。然而，戴笠看到名字后，却忍不住“扑哧”一笑，甩了句：“这不可能！”

可戴笠向来多疑，他知道无风不起浪，便找来李国章调查，李国章表面是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实则地下党，他自然替李时雨打掩护。李时雨成功躲过一劫。

可好景不长，一年后，戴笠死于飞机失事，李时雨没了保护伞，又被抓起来。

面对酷刑，李时雨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军统便找人假扮共 党嫌犯，和李时雨套近乎。

在敌后15年，李时雨太了解他们了，怎么会轻易上当。由于证据不足，李时雨最终被以“汉奸”罪，判处7年6个月。

直到1949年，李时雨才终于走出囚笼，回到组织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继续在他的岗位上发挥余热，直至离休。

身在敌后，他始终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胜利后，他依然不忘初心，他将自己的全部积蓄1万元，都捐给家乡。

1999年，李时雨因病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