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宏观经济政策# （1）

很多人有个误解，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借鉴西方的——计划经济时代是马克思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后又是西方经济学。其实不然，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任何外来文化最终都会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中国宏观政策底层逻辑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然后才是所谓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治国理政方面，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千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群星闪烁的“百年争鸣”，其中的经济学思想大大领先于西方，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对如何管理经济都有论述，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传统结合，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宏观政策。本博将陆续整理一系列读书笔记，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今天先说一下宗教信仰和经济的关系。

宗教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来说，几乎所有的宗教经典都贬斥财富、崇尚清贫，这对发展经济是不利的；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信徒投入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躺平”；过多投入时间、资源从事宗教活动，对经济的影响也是负面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更是遏制经济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宗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明显的，比如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提高劳动效率；宗教崇尚信仰，讲信誉，讲诚信，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立足之本；宗教的慈善事业有利于社会和谐等等。不同的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1904年，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基督教新教伦理所表现出的现世禁欲精神和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于西方而东方滞后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不是因为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才变成无神论者，中国的无神论思想甚至要追溯到上古时期。原始人的认知受自身能力的局限，对世界的不理解的事物就很自然地就归于鬼神，但到了炎黄氏族，虽然也敬鬼神，但主张“民神不杂”，祭祀的事让巫觋去处理，生产、生活及部族事物，由世俗的人来管理，人和神各司其职，社会安定平稳。根据《国语》记载，黄帝去世之后，其长子——曾被派到东夷担任部落做首领的少昊继位，把东夷部落迷信的传统习惯带回了炎黄氏族，导致“民神杂糅”，也就是迷信活动和生产生活搅和在一起，人和神可以随意相通，搞得世间乌烟瘴气，加剧了社会动荡。后来黄帝的孙子、也就是黄帝次子昌意之子颛顼（音专需）登上了天子之位，才力挽狂澜拨乱反正。颛顼命南正重来管天和神的事，命火正黎来管地和人的事，恢复原来的秩序，使普通民众与神不再相通，这就是上古时期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绝地天通”。神话传说讲，颛顼与少昊的手下共工大战，共工失败后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不周山倒后，神界和人界的联通被断开了。

“绝地天通”的历史意义就是政教分离，这是华夏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政权的原因。华夏文化中的“民神不杂”，不是说不信神，殷、周以来，鬼神观念为一般人所认可，但“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鬼神既要表示尊敬，但也不能讲得太过逼真，祭神的时候，就像神真在面前，要表示出虔诚态度。原话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一个“如”字，把中国人的宗教观讲透了。孔子还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鬼神既要表示尊敬，但也不能讲得太过逼真，这就可以说是“智”了。

无神论的传统，滋生了实用主义文化。什么神都可以祭拜，但都不能太当真。儒释道合一，从财神到灶神，从关公到孙大圣，只要需要，谁都可以拜，只要不需要，谁都可以不信。不仅是对宗教，对任何“主义”，任何理论也一样，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切以结果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法家韩非子说得就很直接：“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意思是说在圣人看来，变或不变，守常或易常，要根据客观情势，看是否有利于国治。常与变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好或坏，当变古则变古，当守常则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