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主要并不看它的主题思想是不是深刻，而是看它的情感容量是不是深广，能不能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使他们感觉到这部小说就像大海一样无法穷尽。”

“由于启蒙的冲动过于急切，鲁迅不少小说的理念性都比较突出，这固然能帮助小说形成比较深刻的思想主题，却又同时会大大限制作品的情感容量。幸亏作者还有这#散文化的第二种表现方式#，能够把心底的积郁释放出来，向小说中输入许多直接的抒情成分，才#弥补了它们在审美表达上的狭隘和单一#。为什么七十年过去了，鲁迅的一些小说仍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无法用一个单一的主题去概括它们。#越是那两种表达方式深刻对立的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就越强#，而那些理智成分占了压倒优势的小说，我们的印象却很容易淡薄，只要将《狂人日记》和《祝福》，与《药》和《示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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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摘录5⃣️
文学的各种体裁都是互相渗透的，不少散文当中都有小说笔法，更多的小说则包含着散文笔法，在精确的意义上，恐怕谁都无法把它们区分清楚。
💎但是，如果大致地看，小说和散文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它们分别代表着人们对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感受方式。👉有的人习惯于从动态的角度去体味人生，总是喜欢从对一个事物的纷杂的印象当中，提取出对这个事物的变化过程的某种假定，他常常就是依靠这类假定，逐步地形成对大千世界的把握。不用说，#这种假定正意味着对感觉经验的重新安排#，因此，这种人的想象力往往比较发达，很容易沉醉于自己的想象世界当中——要照我说，这样的人就应该去写小说，因为写小说的本意，就是讲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是，如果这个人对虚构事物的变化过程不怎么感兴趣，倒是特别擅长对片断的印象本身的剖析和探究，哪怕是再特别的印象，也都会激发他的丰富联想，招引来各种相似或者对立的情绪记忆，那他就应该去写散文，一任激情的波流，挟裹他的全部人生体验。
👉鲁迅是个现实感很强的人，那种竭力要看透现实的愿望，特别深刻地制约着他对人生的情感体验方式，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每个强烈刺激他的新印象，与他对人生的整体认识联系起来看，以这种互相参照的方式，来探究它的意义。这结果，就是他往往会从片断的印象当中，领悟出非常深广的人生含义，一粒小小的水珠，都会掀起他整个情感海洋的大波，他所以会对有些外界刺激作出过于强烈的反应，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
自然，当他潜心于体味这些现实印象内涵的深广意义的时候，他是不大可能放纵那种白日梦般的想象力，忘情地构造非现实的梦幻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恐怕并不适合写小说，尤其是写那种篇幅较长的小说，他似乎缺乏那种编织长故事的能力。这在《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它有许多生动的细节，却缺少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即便是《药》、《长明灯》和《示众》里的那些非常凸出的中心情节，也都缺少真正的过程，往往只是一个静态的场面。
尽管他在短篇小说的结构上作了许多尝试，一半以上都还是采用了横断面式的写法；而那几篇采用纵向结构的小说，除了有人物原型的《故乡》和《祝福》，也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结构上的缺陷#。
👉不是片断的场面遮没了故事的纵向发展过程，如《端午节》，就是这过程的展开颇为生硬，如《风波》和《弟兄》。👈
当然，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鲁迅讲故事的本领并不弱，他是那样一个富于天才的作家，即便是并不擅长的事情，有时候也能比一般人干得漂亮。💎但是，就他本身的条件而言，他却还是更适合做一个散文家，他那种借一个具体的形象场面，三言两语就表达出深厚复杂的意味的抒情能力，明显要比他虚构过程的叙事能力强得多。
他的小说创作原就是一辆双驾马车，尽管启蒙思想先占了上风，促使他形成那样一套相当理念化的表达方式，#那种抒遣苦闷的冲动却依然存在，它必然会把他拉回到散文化的表达习惯中来#。
什么时候他的思路逾出了启蒙意识的轨道，进入相对单纯的抒情状态，什么时候这种习惯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他那篇《怀旧》会呈献出那样鲜明的散文特征，并不是偶然的；他从《狂人日记》开始的许多小说当中，会出现那么多以直接抒情，甚至是以直接议论来挟裹叙事的散文式文句，更不是偶然的。
💎既然是鲁迅的两种不同的内心活动，造成了他小说中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会觉得《祝福》和《伤逝》是#包含了彼此对立的情感内容#，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一面表现出居高临下、俯视黑暗的姿态，一面又流露出陷身重围的紧张和激愤，甚至是无力突围的惶惑和悲哀，这种深刻的情感矛盾，绝不仅仅是到鲁迅小说的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它一开始就相当明显，只要想想《狂人日记》和《孔乙己》，想想阿Q临刑前的恐惧，再想想《白光》中陈士成落第之后听到的邻人的关门声，你恐怕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你自己也陷入了冷漠和险恶的包围之中。
人都有两面性，尤其在20世纪中国这样社会大崩溃的时代里，#越是坚决激烈的叛逆者和勇士，他内心就越可能有相反的一面#。我甚至觉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特点，就在于内心充满了无法消解的矛盾，从“五四”到今天，一代代的知识分子都莫不如此。当然，无论怎样恶劣的条件，对人的精神发展总会有特别的刺激作用，那些深刻的内心矛盾，固然会缚住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翅膀，却也同时能帮助他们摆脱特定的思维窠臼，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正是以他的内心矛盾作为动力的，他什么时候能够正视自己的这种矛盾，他什么时候也就迈出了精神发展的又一步#。
💎可惜的是，许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有的是因为糊涂，更多的是出于怯懦，非但不去探究自己的精神矛盾，反要竭力扮出一副内心和谐、通体崭新的姿态来#。应该说，鲁迅也是多少沾染过这样的毛病的，当陷入严重的精神矛盾的时候，他是那样痛苦，就说明他还不能真正冷静地对待这些矛盾。👉如果把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写给朋友的通信对照起来读，你就更会发现，尽管他不惮于解剖自己，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却是努力要维护自己精神世界的统一，并不愿意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全露出来的。他这样做自然有一些功利的考虑，但是不是也出于某种更深刻的心理原因呢？对任何一个富于理智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矛盾的人，总是件不大容易的事。👈
💎因此，#看到鲁迅小说当中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深刻对立，我不禁又对他生出了一种新的敬意#，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固然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却又能够在许多时候超越同时代人的精神局限，即便在政论性杂文的写作当中，他无法始终保持住这种超越，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这种超越却以一种逐渐增强的趋势，愈益有力地表现了出来。你可以说这种表现还带有很大的下意识成分，它却毕竟是一个明确的证明：#鲁迅不但是个敏感而深刻的人，更是一个真诚和有勇气的人，中国向来就不缺乏前一种人，后一种人却是太少太少了#。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也正是鲁迅笔下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明显对立，使他的小说能产生比较长久的影响。我总以为，#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主要并不看它的主题思想是不是深刻，而是看它的情感容量是不是深广，能不能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使他们感觉到这部小说就像大海一样无法穷尽#。
👉由于启蒙的冲动过于急切，鲁迅不少小说的理念性都比较突出，这固然能帮助小说形成比较深刻的思想主题，却又同时会大大限制作品的情感容量。💎幸亏作者还有这散文化的第二种表现方式，能够把心底的积郁释放出来，向小说中输入许多直接的抒情成分，才弥补了它们在审美表达上的狭隘和单一。为什么七十年过去了，鲁迅的一些小说仍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无法用一个单一的主题去概括它们。越是那两种表达方式深刻对立的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就越强，而那些理智成分占了压倒优势的小说，我们的印象却很容易淡薄，只要将《狂人日记》和《祝福》，与《药》和《示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了。越是看清楚鲁迅这两种创作动机的尖锐对立，我就越觉得，他那理智的启蒙意识，是很难长久地占据住小说创作的头马位置的。他的苦闷太深广了，不会像那种即时性的情绪一样随风飘散；经受了理智那么长久的压抑，一旦掀开重压，流溢而出，它就只会更加汹涌，犹如海底的火山爆发，使鲁迅情感的整个洋面都晃动起来。也就是说，它是不会因为有所宣泄便趋向平缓的，它只会不断地膨胀开来，造成更大的抒情压力。何况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鲁迅要想保持住坚强的启蒙信念，实在也是非常困难。#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逐渐平息，社会黑暗日益浓厚，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恐怕都会怀疑启蒙运动的实际功效#。看看鲁迅二十年代中期的愤激言辞吧，他的启蒙主义的信心，简直是降到了最低点。倘说在以前那几次精神危机的时候，他的理智都还能够充当启蒙思想的最后堡垒，这一回却不同了，种种怀疑和绝望的念头，早就纷纷闯进了他的理智思维，他无力将它们拒之门外。你想想，一面是抒遣苦闷的冲动的日益高涨，一面又是启蒙意识的力不从心，无论鲁迅是否自觉，他这小说创作的两匹辕马，总免不了要互相对换一下位置。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在一九二五年以后，鲁迅仍能够写出像《长明灯》和《示众》这样具有鲜明的启蒙主题的小说，但只要细读《仿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你却不难看出，
#那先前的呐喊的热情，是明显地减弱了许多#。我们现在感受最深的，大多是另一类沉郁悲凉的情感，那抒遣苦闷的冲动，显然是占据上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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