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定陵、梁庄王墓、荆藩王墓、武清侯李伟夫妇墓、北京董四墓村明墓等出土了不少带铭文的金银器，据自名，至少有“壶瓶”“壶”“爵”“盂子”“台盏”“汤鼓”“汁瓶”“金镶花梨木碗”“匙”“箸”等，它们或是帝后器用，或是皇室成员冠册婚嫁获赐的礼物仪物，大抵由宫廷制样，内府生产，因此品类相似、造型相近，明代文献常将其归入供用器皿。
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亲王婚礼所涉供用器皿，包括金器、银器、漆器［表一］，其中金器13种（29件/副），银器7种（48件），漆器5种（10件/套），共计25种（88件/副/套），根据功能，基本可分为酒器、茶器、食器，将出土实物与文献对照，大体可复原当时所用一套〔图一〕。其中，壶瓶、酒注用于贮存斟酌，盂子、盘盏、葫芦盘盏、撒盏用作饮劝，是明代宫廷常见的酒器；汁瓶、汤鼓、匙、箸、茶碟、果碟、案酒碟，属于食器，但考虑到茶碟、案酒碟与茶酒干系密切，也可各归其类；金贽礼盘与两种朱漆戗盘，专司捧持奉进，亦不可或缺。

再说茶器，茶瓶、茶匙、茶碟分属明了，茶瓶既可装沸水也能用于点注，茶匙用于取茶、果或击拂茶汤，茶碟则盛放茶食。但金托里胡桃木碗、楞边胡桃木托、金托里胡桃木钟子的用途，无法依凭《大明会典》确定。

幸而，建文帝敕撰的《皇明典礼》可提供一些线索。作为一部记录皇室仪典制度的政书，朱允炆御制的目的，在序言中便已直抒：

朕惟礼者，所以正名分、辨尊卑、别上下，先王为治之要道也。⋯⋯朕纂承鸿业，祖述成宪，凡宗庙朝廷之礼，一惟祖训是遵，然尚虑仪文散见于简牍，惧夫久而遗忘，因命重加蒐阅，集为一书，专纪皇家宗室之礼，号曰《皇明典礼》，以示久远。呜呼，礼之文寓于事物，礼之本存乎人心，其文之繁简自外作，而其本则出乎天。

显然，宣誓继位的正统性才是这位年轻帝王搜集仪文刊刻《皇明典礼》的真正诉求，但因此书专纪皇家宗室之礼，强调“礼之文寓于事物”，故对仪式器用描述详尽。其所载“亲王妃并公主妆奁” 一项，下辖“首饰冠服”“销金”“绣”等十三目，包括茶酒食器及生活用具。

相较《大明会典》，《皇明典礼》罗列的茶酒食器，同按材质分类［表二］，但更为细致，其中有朱红漆戗金器五种（11件/副）、朱红素漆器两种（14件/副）、金器九种（16件/副）、浑抹金银托里木器五种（36件/副）、间抹金银器五种（12件）、素银器三种（22件/副），共计二十九种（111件/副），品类、材质、数量皆略有调整，食器的数量起伏最大，并增加了堆放果品的尺盘。

梳理洪武二十六年与建文二年所定茶酒器可发现［表三］：其一，虽细目有差，但酒具均为七种（共9样），茶具均为四种（共5样）；其二，《大明会典》所录“金托里胡桃木钟子”，与《皇明典礼》之“浑抹金银托里木茶钟（盖全）”应为同类，即带盖茶钟。

其中，带托配盖的金托里胡桃木碗，用途尚难肯定，不过考虑到供用器中酒具数目已众，以及金镶木耐热的特点，其用作茶具的概率应不低。另，金里木碗搭配的楞边木托，其“楞”当通“稜”，亦称“釦”，即以金属片包镶器物边缘，是汉代以来高等级器物常见的装饰手段。万历帝的第六箱随葬品中，出土了4件金托里梨花木碗（考古报告称“镶花梨木金碗”），均镌铭文“大明万历庚申年银作局制金镶花梨木碗一个托全”，同箱中也确有四件金漆盏托（考古报告称“金扣漆托盂”），二者的组合应属皇室器用中，搭配不甚严格的一副带托金里木碗〔图二〕。
也就是说，作为皇室婚礼仪物的茶器，至少有茶匙、茶瓶、茶钟、茶碟、茶盘。与之相应的茗茶、茶点，《大明会典》中亦一并罗列，上至天子下至宗亲，都用末茶、茶缠糖，惟份数不同而已。仍以亲王婚礼为例，“定亲礼物”含“末茶一十袋”，“纳征礼物”含“末茶三十二袋”“茶缠糖二合”。

尤需注意的是，尽管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下诏罢龙团，惟采茶芽以进，之后内府供用库收贮也记录芽茶、叶茶两类，但在具体使用时仍会加工为末茶，皇室婚仪礼物亦选择这一更为复古的茶叶形态。由此出发，或许可以解释梁庄王墓出现的两件长26至27厘米的金、银舌形匕〔图三〕，金匕重“贰两伍钱”，由银作局制作于洪熙元年正月——这并非一个随机的时间点：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朱高炽继承大统并封建藩王，朱瞻垍亦在此列，而封王必选贤女为之配，这件金匙应是梁王册妃获赐的礼物之一。银匙式样与金匙相类，制作时间与机构不详，应属于梁王继妃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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