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落马桥是元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业中心区——镇区内的一处重要窑场，遗址位于今景德镇市中华南路红光瓷厂内，西距昌江约0.6公里，北距明清御窑厂遗址约1.2公里。2012年起，多家单位对该窑址进行了联合发掘，揭露出丰富的北宋至清代地层堆积和各类遗迹，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器标本，其中元代遗存丰富，最为引人瞩目。
2017年，为理清T2探方内部分遗迹的叠压关系及发掘区内重要元代建筑的整体布局，在T2西北角3×4米的小范围内向下发掘。发掘清理至元末明初⑥a层时，在探方西南角出土了一件青花不明器（T2扩⑥a:4），这件器物造型独特，在以往发掘出土和传世的青花瓷器中未见有同类器。

这件器物出土时破碎为十余片，但并不分散，经修复后，可见造型为漏斗形，一侧口大，一侧口小，中空〔图一〕。大口直径21.2厘米，小口直径7.7厘米，高25.2厘米。大口圆唇，口微敛，下腹急收，近小口处微外撇，小口呈子口式，器中部修出一道浅凸棱。白胎，细而坚致，胎体自大口至小口渐厚。白釉，釉色泛青，莹润光亮。外壁施满釉，内壁施釉不均，自小口向下有流釉的效果，子口处无釉。器身有青花装饰，分上下两层，靠近大口处上下饰双线，内绘缠枝牡丹纹；近小口处饰双层钱币式锦地纹。上、下层纹饰间饰对称草叶纹。青花发色蓝艳，色深处有铁斑析出。
这件器物所在的⑥a层叠压于建筑遗迹F16之上。F16为砖铺地面，建造方式与位于发掘区南部的元代建筑遗迹F12相同。与这件器物同一地层出土的青花瓷还有碗、盘、杯、高足杯、匜、瓶、罐、盒、器盖等，共计80件（片），均为比较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另出土有卵白釉瓷、青白釉瓷、灰青釉瓷、酱釉瓷、素胎器、粗陶及建筑构件，地层面貌较为单纯。叠压于⑥a 层之上的⑤b层出土有明代早期的青花瓷、白釉瓷。

这件器物所绘的缠枝牡丹纹为元代青花瓷上常见的纹样，既可用作主题纹饰，绘于器物的腹部，如高安窖藏出土及上海博物馆藏的梅瓶、伊朗国家博物馆藏的双耳罐〔图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藏的葫芦瓶等；也常见作为辅助纹饰装饰于器物的颈部、肩部、下腹、胫部等处，如大英博物馆藏“至正十一年”（1351）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胫部纹饰。

近小口处的钱币式锦地纹见于落马桥窑址出土的青花盒和器座〔图三：1、2〕，以及安徽蚌埠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汤和墓出土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兽耳盖罐 〔图三：3〕，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元青花缠枝莲花鸳鸯纹高足碗 〔图三：4〕等。综上，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出土物及纪年资料比对，可以判定这件器物为一件典型的元代青花瓷。

在这件器物出土后的较长时间里，由于没有同类器作对照，只得将其暂命名为漏斗形器，归入不明器类中。笔者最初以为这是件高大的立件带座器物的一部分，类似上海博物馆藏康熙青花如意花卉纹香薰。但是经过反复比对和复原研究后，推断其为腰鼓的一部分，准确来说是腰鼓的半截鼓腔，属于元代青花瓷中尚未见到的新器形。

首先，在造型上，这件器物符合腰鼓“广首而纤腹”的特征。

广口，中部细腰，器中空，可作鼓腔，两侧蒙皮后使用。此外，器身中部有一道凸棱，小口处也微凸，表明作为完整形态的腰鼓共有三道凸棱，这也是唐宋以来腰鼓常见的特征，如唐代鲁山窑花鼓〔图四〕和宋代广西地区生产的腰鼓，鼓身有三道、五道，甚至七道凸棱。有学者认为这些凸棱可能是在拼接处起加固作用，同时也可以装饰鼓身；另有学者认为这是模拟漆木鼓上用于紧固鼓身的金属箍，这些金属箍或凸棱还能起到固定背索，便于携带和悬挂演出。

工艺上，这件器物于大口处施釉，小口处呈子口、无釉，表明需要接胎成器。从目前发现的唐宋时期瓷腰鼓来看，基本都是分段接胎而成，有两或三段相接。但与此器区别明显的是，这些腰鼓无论是身短还是身长，均为整器一体烧制，而落马桥发现的这件器物却是分段烧制的。究其原因，或许是景德镇窑工出于烧造质量方面的考虑。从现有考古证据来看，宋代以后的腰鼓长度多在50厘米以上，中部又束腰，整器烧造很容易造成器物变形，如广西永福窑田岭窑址出土的腰鼓口部就普遍变形，质量较粗〔图五〕。

这样的缺陷在偏远地区的民间使用中或许尚可接受，但却无法满足景德镇对高质量瓷器的生产要求。此外，落马桥出土的这件器物在工艺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采用子母口相接以增加强度。观察唐宋时期的腰鼓，基本为平接，出土的不少此时期腰鼓都在中部接胎处断裂〔图六〕。子母口则能够给器物提供一个垂直于鼓腔的约束，且接口处微外凸，更增大了两节鼓腔的接触面，使得器物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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