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圈所降薪，意味着什么？

红圈所降薪传了很久，目前尚无定论。对中国律所而言，起薪不光是管理员工的工具，更是公关的手段。过去有“两万元俱乐部”“三万元俱乐部”，公关渠道有限的法律服务业者，要以此凸显自己的市场定位。

起薪的两万元、三万元，暗含的是律师费两百万、三百万。唯有这么高的律师费，才付得起这么高的起薪。每有新锐律所设立，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出匹配甚至超越红圈所的薪酬，这样才与自己的人才画像和客户群体相匹配。

红圈所降薪，不光是度过眼前的财务难关，还有更深远的间接影响。

其一，对红圈所的竞争对手而言，这是逆势进取的机会。目前法律市场总体不景气，而红圈所受到的影响要远大于其他律所。

红圈所过去擅长、又利润丰厚的业务，如资本市场、跨境并购、跨境金融，以及服务在华外资客户，在这两年受影响最大。这些团队又招募了大量的人力，成为沉重的财务负担。

哪怕业务仍然存在，客户的法律成本缩减，也会开始讨价还价，同时考虑原红圈律师创办的更有性价比的律所。

其二，对红圈所的律师而言，最大的关键词是“倦怠”。哪怕有高薪激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厌倦长期高压的工作环境。当高薪激励都要打折，律师的士气更要打一个问号。

这也是我一直不赞同降薪，而支持裁员的原因。面对经济困难，理性的决策是裁掉部分人力，剩下的保持待遇乃至涨薪，才能确保留下精干的团队。

降薪甚至会逆向淘汰：能力强、有地方可去的，会用脚投票；留下来的，不会感恩律所给了自己一个工作，只会对降薪心怀不满。

当然，降薪的细则一定很精细，尽可能照顾不同情况。但这种普遍性的士气打击，肯定会让不少人挪挪窝，目的地可能就是第一点里，紧随红圈所之后、但更有性价比的律所。这反过来会加剧红圈所的危机。

其三，对红圈所自身而言，降薪只是权宜之计。红圈所面临的困境是大环境结构性的改变。红圈所最需要做的是找到新的增长引擎。或者说白一点，增强红圈所合伙人的创收能力，特别是新提拔、新引入的合伙人。

和二十年前相比，今天红圈所提拔的合伙人主要来源于内部培养。这些律师专业能力没问题，但缺乏市场开拓能力的训练。

特别是工资合伙人激励不足，他们开拓的动力和能力哪里来，是管理者要考虑的。至于外部引入，还是那个老问题，红圈所成本高、分成比例低，用什么吸引合伙人加入？

红圈所降薪，对红圈所来说是危机，但是对每一个律师个体而言，都能从中看到各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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