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死后和生前，我印象较深的相关评论，这是第一部分：

●我认为基辛格的世界观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是他背离现实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

首先，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强调权力的物质要素，即人口、经济实力、资源、军事实力等，而基辛格却认为思想可能同样强大，而且可能特别危险。基辛格担心思想会破坏稳定，这使他对战略边缘国家的微小动荡过于敏感，并倾向于以其他现实主义者所反对的方式对这些动荡做出过度反应。

第二，尽管他经常引用均势逻辑，但在内心深处，基辛格相信其他国家会随时投靠美国的对手。这种恐惧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美国必须继续打一场他知道不可能打赢的越南战争。基辛格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对可信赖资本[credibility]的痴迷根深蒂固，但这与现实主义传统的核心信条相悖。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基辛格可以被视为二战后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在《科学人与强权政治》一书中，古典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将国际冲突的根源归结于他所谓的animus dominandi，即他认为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统治欲望。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人比基辛格更努力、更长时间地获取和保持影响力和权力，也没有人比他更成功。汉斯-摩根索可能还警告说，只要像基辛格这样的人能够在大国——不仅仅是在美国——掌权，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

我想不出还有比这更持久的现实主义洞察力了。——Stephen M. Walt，FP，23.12.5

●在政治上，基辛格是他成功的受害者。一旦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恢复，美国人就对那些负责扭转局势的方法和人员感到厌恶。吉米·卡特等自由主义者希望美国的外交政策关注人权。罗纳德·里根等保守派希望以更强有力的反苏联方式取代基辛格式的缓和政策。两个阵营都没有完全理解，追求深远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能力是基辛格的成就的结果。—— Walter Russell Mead，WSJ，23.12.4

●基辛格明白了许多美国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难以理解的道理：权力和道德并不是对立的。相反，权力是一个国家采取道德行动的平台。道德也不是一套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法律。相反，在国际关系中，道德涉及建立一种秩序，以防止大国战争中的无政府状态和屠杀。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完美地遵守了宗教或世俗的道德准则，而在于它是否有能力维护让文明和居住在文明中的人类繁荣昌盛的价值观和条件。—— Walter Russell Mead，WSJ，23.12.4

●基辛格认为外界对他当权时的决定的大多数批评，反映了对政治的肤浅理解。这种理解往往是通过对历史的党派解读而过滤出来的，这种解读忽视了民主党总统的罪恶，同时又过分挑剔共和党的过错。—— Walter Russell Mead，WSJ，23.12.4

●基辛格保持着丘吉尔般的工作时间，midmorning起床，但工作到凌晨2点。他通常会在午餐或晚餐时接听电话，小心地守护下午的时间，以确保能够不受打扰地工作——写作、编辑、阅读或回信。晚餐后，他会骑健身车45分钟，然后继续工作。

他对事物充满好奇心，总是在问一个国家正在「向哪个方向」发展，始终思考技术的影响，最近还包括人工智能。这种态度与他在他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1957年）中确立的原则一致：「人之所以能成为神话，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成就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任务。」基辛格的天才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他认为有价值的任务上。——Matthew Taylor King，WSJ，23.12.3

●亨利有着出人意料的幽默感，这在关于他的自我调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很久以前，我在华盛顿参加过一次会议，他是主讲人，会议主席说：如果说世界上有谁不需要介绍，那就是亨利-基辛格，所以我给你介绍亨利-基辛格博士。

亨利缓步走上讲台，开始演讲：我想我确实不需要介绍，但你知道，我喜欢好的介绍。——Joe Lieberman，犹太裔前美国参议员，WSJ，23.12.3

魏谷子按：即便这次日常的俏皮交锋，也启示着对基辛格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会议主席的话可以历史性理解成：基辛格的功过难以评说，但他肯定不可或缺，基辛格则希望自己流芳千古，但似乎又不强求。

我在九年前和基辛格参加过同一场晚宴，他和当晚的主人迈克-布隆伯格、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NBA总裁大卫-斯特恩，坐在中间的主桌。后来我去那桌和那几位名流都分别简短交流和合影，但基辛格已经提前离开。那时我的关注点不在地缘政治上，错过了和这位历史人物接触的机会，只拍了他发言的一张照片，诚如几位回忆者所说，记得是满堂笑声。

这里面有的东西可能不是偶然，懂得命运有其定数的人，也许依然努力，更容易看开。

天下、国家、家庭、生死、爱恨、成败、记忆，自有其命数，活在当下，做减法，笑谈人生，游刃有余，是一种大战略。

●基辛格晚年担心美国面临失去自我意识的危险。作为一个终生学习历史的人，他认为在 21 世纪，太多的美国年轻人正在接受扭曲的国家故事，这无法激发牺牲和服务，更不用说我们分裂的国家迫切需要的统一领导了。——Matthew Taylor King，WSJ，23.12.3

●如果说现实主义是一种以世界现状为导向的理论，那么亨利归根结底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运用现实主义，通过深入研究，了解人们和领导人的需求。他总是先让对方解释自己的目标。他坦率地评估这个世界，这常常让观察者误以为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他认为，直面真相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通常会告诉对方自己想要的东西，并努力使自己的目标不可避免。他行动缓慢而有条不紊，每一步都考虑再三。但一旦出现突破，他就会迅速行动，抓住时机。外交是一门耐心与速度、倾听与诉说的艺术，而他就是这门艺术的大师。——Eric Schmidt，WSJ，23.12.1

●亨利有一个简单的地缘政治进步模式：你要努力弄清对方想要什么，了解其动机和痛点[pain points]，然后找到一些可能的、对方会认为是改进[improvement]的办法。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谈判家，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提前考虑三步棋。他认为美国文化不具备这样的战略眼光：我们倾向于向对手提出一系列要求，而我们应该就长期稳定的结果进行对话。——Eric Schmidt，WSJ，23.12.1

●始终与你的对手保持比他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always be closer to your opponents than they are to each other。———基辛格，Eric Schmidt，WSJ，23.12.1

●斯蒂芬-沃尔特写道，基辛格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Matt Kroenig，FP，23.12.1

●基辛格更像是强权政治（machtpolitik）的实践者，而不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实践者。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倾向于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和追求权力，而不是在必要时才明智地使用权力。他经常越过必要的界限，甚至对政权对其人民所做的残忍事情坦率地表示赞赏。———Emma Ashford，FP，23.12.1

●我们需要将远见与策略结合，我们所面临的外交政策挑战很少能仅凭远见就得到解决。矛盾在于，若要避免永久冲突，大多数问题都必须靠渐进的手段和持续的努力来应对。——Peter Baker，NYT，23.12.1

●即便年逾九十，基辛格可能仍是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特朗普上台后，紧张的德国官员对于这位新总统颇为担忧，基辛格建议他们与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会面。但德国人不知道的是，基辛格已经告诉库什纳，盟国都对特朗普感到不安，但特朗普应该好好利用这一点。他的建议是，别安抚他们，就让他们如坐针毡。——Peter Baker，NYT，23.12.1

●长期以来，台湾一直指责基辛格在美国将正式外交关系从台北转向北京上起到核心作用，以及他未能得到中国政府对不使用武力攻台的广泛承诺。半个世纪以来，基辛格经常访问北京，但从未去过台湾。——NYT，23.12.1

●基辛格的对手对他有一种强迫性的吸引力，他会通过奉承、哄骗和挑拨对手来获得他们的认可，他特别擅长与有权势的人打交道，因为他可以调动这些人的思想。作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和研究拿破仑时代治国方略的学者，他深知伟人和强大的力量才是塑造世界的关键，他也知道，人格和政策永远不可能完全分离。他很自然地把秘密作为一种控制手段。他对权力关系和平衡有着本能的感觉，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地缘战略上的。——沃尔特·艾萨克森，NYT，23.11.30

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基辛格会通过操纵他们的敌对情绪来建立联盟和阴谋关系。——沃尔特·艾萨克森，NYT，23.11.30

●基辛格最重要的外交贡献，也许是他将莫斯科排除在中东事务之外长达40年，直到普京2015年下令俄罗斯空军介入叙利亚内战。——NYT，23.11.30

●要想理解普京，人们必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我的奋斗》。他认为俄罗斯被骗了，而我们一直在占俄罗斯的便宜。——基辛格，NYT，23.11.30

●他在赎罪日战争后的外交努力导致美国对犹太民族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变，转而支持以色列 — — 这一转变至今仍然存在，并使美国和中东变得更加安全。——迈克·蓬佩奥，NI，23.11.30

●拥有复杂的幽默感常常让亨利陷入麻烦，尤其是面对拒绝接受他开玩笑的学者们时。比如他说出像这样的言论：非法的事情我们立即干；但违宪的事情得费点时间[The illegal we do immediately; the unconstitutional takes a little longer]。

有时，他的警句完美地捕捉到了复杂的政治局势，比如他在谈到阿亚图拉·霍梅尼和萨达姆·侯赛因这两位极权独裁者之间的八年两伊战争时说：真是遗憾，他们俩没法双输[A pity they both can’t lose]。

很多时候这取决于他对喜剧时机的把握，比如说：男女之间永远不会有人赢得战争。因为双方的亲敌行为太多。[Nobody will ever win the battle of the sexes. There’s too much fraternization]。

邀请亨利和他迷人的妻子南希前来共进午餐或晚餐就意味着保证会有一些机智而富有洞察力的言论，足以值得写上几页日记。——Andrew Roberts，the Spectator，23.11.30

魏谷子按：基辛格是智者，所以沃尔特-艾萨克森会写他的传记，把他归入乔布斯、马斯克、爱因斯坦、老富兰克林这一类人。

智者往往是以赛亚-伯林说的狐狸，行动敏捷，身段灵活，但目标感不强，专注度不够——如果身上这类刺猬的特征过于欠缺，作为一个政治家，很可能变成替他人做嫁衣，替自己谋利益，而在狐狸的长袖善舞中，国家利益最后得不到捍卫。基辛格处理中美关系时，对美国而言，就面临着这种指控，基辛格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后半生需要持续解释，并非他对中国的三角外交导致中国崛起和修昔底德陷阱。

基辛格的这三句评论，分涉国内关系、国际关系、男女关系，本质一体，那就是残酷、荒诞、不可解，平衡它们，接受。

●在悲观主义和对人性的负面看法塑造的视角中，基辛格认为决策者的角色不是引导世界沿着通向普遍正义的某条命中注定的道路，而是通过将权力与权力对抗，制约人类各种侵略行为，并尽力避免灾难。——Barry Gewen，The Inevitability of Tragedy: Henry Kissinger and His World，bloomberg，23.11.30

●如果我必须在正义与混乱、非正义与秩序之间做出选择，我总是会选择后者。——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bloomberg，23.11.30

●权力是终极的春药。——基辛格，bloomberg，23.11.30

●基辛格的大学论文研究了 19 世纪欧洲的权力平衡。——bloomberg，23.11.30

●基辛格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他的个性和政策的基础，是一种连他最狂热的批评者都承认的智慧的光芒（ intellectual brilliance），无论是在闲聊中还是在正式会议上，他都能将细微差别和独到见解融会贯通，将讨论带入更高的境界。——沃尔特-艾萨克森，23.11.30

●基辛格的终身使命：利用权力将美国（和他自己）塑造为对抗深渊的堡垒，是他眼中逐渐蔓延的黑暗中的一抹光明。他对人类面临的威胁，特别是在核时代的悲观看法，使他迫切希望美国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将利用其力量阻止另一场末日浩劫。基辛格从未加入外交部，但他将外交与军事事务的交汇点视为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CNN，23.11.30

●基辛格希望将美国力量用作一种更好的选择，一种较小的恶，以拯救人类的优秀之处，并限制人类脆弱和缺陷所造成的损害。这种计算使他陷入了黑暗的境地。这就是他在越南战争期间试图为对越南和柬埔寨进行的强烈轰炸辩护的方式 ——他声称为了防止他认为伴随着共产主义暴政而带来的更大苦难，不得不牺牲一些无辜人的生命。——CNN，23.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