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还是存在不仅是心理状态，也是体验模式，两者的消长关系最终决定了个体和社会的性格类型。可以简单地认为，占有关注“我有什么”，物质心更重；而存在重视“我是什么”，过程感更强。举例来说，在比赛落败的时刻，占有型人格者会沮丧于自己没拿到冠军，而存在型人格者则因成为亚军而感到宽慰。

占有和存在的差别本质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而在以物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之间。以占有为导向是工业社会的普遍特征，生活的绝对主题就此变为对金钱、名望和权力的贪恋和崇拜。然而在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中，反倒容易出现物欲淡薄的人群，如东南亚地区的苦行僧。

仅从表面来看，占有似乎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活下去就必须占有物品。除此以外，享受也通过占有物品实现。在以占有作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中，我们不仅意识不到自己可以在占有和存在之间做出选择，甚至会错误地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占有。如果某人一无所有，那么其就一无是处。

显而易见，崇尚占有是对人的暴政。拥有更多财产和权力的上位者或者既得利益者，便得以理所应当地压迫底层，而底层为通过扩大占有的方式获得鲜见的阶层跃迁机会，争得头破血流、心力交瘁，继而成为过度努力却依然失败的人。与此同时，更大范围内的强权政治也被合法化，强国因占有形成的权威感，迫使弱国丧失了平等外交的机会。这是占有主义在社会性和政治性层面的负面影响。

再回到作为原子的个体层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节制的欲望满足无法确保幸福，因为享乐并不等同于快乐。当追求占有成为常态，对权威的迷信也会随之加深，本应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就被单一标准锁定。到我们有所察觉时，我们或许早已变作构成机器的齿轮和螺钉，深陷缺乏共情和膜拜规则的“平庸之恶”。

因此，建构以存在为主导的社会便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求。通过减少占有减轻对她者的剥削和掠夺，把人从符号化的趋势中打捞出来，尊重人的存在，基于共同理念形成稳定且牢固的情感联结。似乎只有占有得越少，我们才能爱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