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的官吏化、保镖化
但相信爱看武侠小说的人都明白，在武侠世界里，侠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超脱于体制之外，不受约束，而展昭却接受了“招安”。这正是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侠者一大特征——侠义的官吏化。
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让这些快马恩仇的侠客都变成一堆官老爷，不仅看着别扭，而且无法引起社会共鸣，观众自然不会买账，怎么办呢？很快，突破口被锁定到清官身上。清官与侠士，虽然一在庙堂，一在江湖，却能从本质上找到颇多契合之处。首先，清官秉公办案，必然要与有权有势的奸佞作斗争，这与侠士路见不平的抗暴精神一致。其次，清官明察秋毫，铁面无私，其目的也是为民申冤、为国锄奸，这与侠士扶危济困的行为也是一致的。第三，清官与侠士一文一武，相互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二者都代表着帝制时代民间价值观里认同的“公平”和“正义”。创作者们索性就将清官和侠士组合，让武艺高强的侠士成为清官的守护者，携手对抗黑暗邪恶势力。这就呈现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侠者的第二大特征——侠士保镖化。
与黄天霸相比，《三侠五义》里的展昭着实要温和许多。首先，从身份上，展昭只是江湖上的名侠，没有“落草为寇”的黑历史，也没表现出任何目无法纪的行为。其次，作者早早就让展昭与包拯相识，又安排展昭几次救包拯，迅速推进展昭效命开封府的情节。第三，展昭不像黄天霸那样，要与过去江湖上的弟兄决裂，相反，在《三侠五义》里，江湖豪杰都聚集到清官包公身边，为其惩恶除奸之举保驾护航。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三侠五义》里，不仅包拯、展昭等人清清白白，而且所有涉及宋仁宗的情节，无不在表现皇帝英明神武。那么故事的矛盾和冲突如何体现？只能是一些当权奸佞来充当了。就以《三侠五义》的故事划分来说，前半段主要讲包拯办案时铁面无私、机智果敢，得罪了当朝太师庞吉，而后在众侠士的帮助下与庞太师斗争。后半部分则将视角放在侠士们的江湖纠葛中，同时还虚构出一个皇亲国戚襄阳王作为大反派，以众侠士协助清官颜查散一起歼灭襄阳王的叛乱势力为主线。
可问题来了，如果皇帝像书中塑造的那么英明智慧、毫无瑕疵，又能重用明察秋毫的清官，连江湖侠士都诚心归附，那又怎么会出现朝中太师把持大权，社会上权贵欺压百姓的种种不公现象？这的确是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始终未能解决的逻辑问题。也难怪鲁迅颇为尖锐地指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说：“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 《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一方面，清代诸多侠义公案小说对于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往往塑造奸佞来作为清官对立面，回避根本的封建帝制问题，具有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从作品中那些揭露社会不公的情节，仍能看到作者的愤怒和期盼政治清明的愿望。例如《三侠五义》里的庞煜，仗着庞太师儿子的身份，克扣粮饷，强占民女，恶贯满盈。可他遇到刚正不阿的包拯，最终被设计擒拿问斩。还有权贵葛登云，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还自持“侯爷”身份，“谅包公也无可奈何”，竟在堂上嚣张地对所犯之事一一招认，没想到包拯请出龙头铡，让“葛贼”给这口铡刀开了张。
帝制时代，将社会上的“公道”与“正义”寄托于明君、清官、侠士，固然是普罗大众天真的幻想。但在传统封建皇权思想与文字狱的双重高压环境之下，这种清官与侠士组合的出现，又何尝不是一种自保式的抒发与呐喊。
幻想的破灭
过去，侠是秩序的破坏者，到清代小说里，他们反过来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人，何乐而不为？这种做法虽然一定程度迎合了统治者，却引发新的问题，既然这些江湖人士将来都是要替朝廷出力的，那么他们必须像清官那样清清白白、刚正不阿。鲁迅说清代小说里的侠士总被塑造得“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可谓一针见血。
回溯元明以来，小说里描写江湖侠客、绿林好汉，不仅市井气十足，而且几乎不去避讳这一阶层的匪气，如《水浒传》里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提着板斧滥杀无辜的李逵；截江抢劫杀人越货的张横、张顺等等，换而言之，“好汉”未必都是好人。但到了清代小说里，鉴于这些侠士后来都是要给清官当保镖的，对他们此前的江湖往事，作者就要强行“洗白”，所以黄天霸虽然落草为寇，也要盗亦有道，不劫孝子节妇。
当然，小说里侠士的清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恐怕很多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南侠展昭，竟然也有“黑历史”，而且这件事发生在他成为官差之后。事情是这样的，有次展昭出差到地方办事，地方官田太守请他大吃一顿，这是当时官场习俗，倒不奇怪，可接下来，田太守让人抬着礼物送给展昭，而展大侠也欣然收下。
开封府包青天麾下的展昭在出公差期间竟公然收礼？放到现在也是一桩大新闻。可为什么此事并没有发酵？那是因为在清代就有人给展昭隐去了这桩黑材料。以上那段记载实则出自《龙图耳录》，应是石玉昆唱本的原始内容，而且这一桥段并不像刻意为之，大概就是当时官场习以为常之事，即使是讲清官故事的石三爷也没觉得有何不妥。但这个问题却被问竹主人发现了，问竹对原始唱本“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说明他期望的这部作品不仅要故事精彩，而且融入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在流传最广的《三侠五义》里，展昭收礼的情节被删得一干二净，留下光明磊落、清清白白的形象。毕竟是包青天的人，当然要和包大人一样奉公守法、清正廉明。
相比南侠展昭，《三侠五义》将白玉堂塑造得更接近完美侠士的形象。白玉堂相貌英俊、年少有为，早年与贫寒书生颜查散结为兄弟后，侠肝义胆，为其鸣冤，多方相助。他又心高气傲，曾因败给北侠欧阳春而打算自寻短见；听闻展昭受封“御猫”，觉得自己被压一头，就非去京城与展昭较个高低。同时，他还黑白分明，心怀正义，当太监郭安准备毒杀忠臣陈林的阴谋被他撞破后，他当场将其格杀，没有半点拖泥带水，颇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古时义士风范。白玉堂有傲骨、有智慧、有棱角、有情义，无疑是《三侠五义》塑造得最为立体的人物之一。但即使如此超凡脱俗的侠士，原著在叙述完“五鼠闹东京”这段精彩故事后，还是让白玉堂受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成为官侠。
侠士与清官结合，公案与侠义合流，决定了侠义公案小说里侠士官吏化和保镖化这两大趋势，一定程度上也在迎合统治者：一方面侠士辅佐清官铲除奸佞，是为国家铲除蛀虫，龙椅上的帝王自然也是受益者；另一方面，将侠士纳入体制，也扩大了宗法社会卫道士的队伍，有利于巩固他们统治。所以在《三侠五义》里，宋仁宗看见蒋平表演后，会情不自禁说：“朕看尔等技艺超群，豪侠尚义。国家总以鼓励人才为重，朕欲加封你等职衔，以后也令有本领的各怀向上之心。”
这也反映了当时民间对统治者天真的幻想。《三侠五义》盛行于清光绪年间，时局动荡不安，尤其在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尖锐，加上北方连年水旱灾难的影响，最终引发义和团运动。当时这场民间运动以“扶清灭洋”为旗帜，一来规避风险，二来也期待统治者能觉得“民气可用”而加以支持。然而，慈禧可不是小说里的宋仁宗，当义和团已毫无利用价值并已成为负资产时，清廷就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举起屠刀。
看来，清官与侠士的协奏曲终究只是帝制时代老百姓的一个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