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三年困难”时期的省委大院生活 - 来源: 《老照片》 第五十三辑 2018-09-18】

​李南央，195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52年随父母迁入北京。1966年毕业于北京第十女子中学。1968年至1979年在陕西汽车制造厂做大型冲压工，1975年曾入学厂办“七·二一”大学，两年半学制汽车设计与制造专业。1979年调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厂工作。因1986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击工程中所做工作，破格授予工程师职称。随后派往瑞士日内瓦欧洲核能研究中心工作。九十年代初出国，经前苏联、西欧，定居美国。先后在德克萨斯州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国家实验室，SLAC国家直线加速器实验室任工程师。
主要著作有：《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父母昨日书（1938-1949 全二册）——李锐、范元甄通信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异国他乡的故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等。

在1958年大跃进后的困难年代里，我也吃过一回香，喝过一回辣。

那是我三年级的寒假，妈妈把我送到在河南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伯伯家。妈妈的许诺兑现的不多，这是少有的一次说话算话。

当我上了去郑州的火车，才真的相信这次的寒假要在北京以外度过了，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何伟伯伯是妈妈的革命引路人，他在当中学国文教员时，引导正在做学生的我的妈妈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用何伟伯伯自己的话：“你妈妈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解放后，何伟伯伯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我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那年冬天，何伟伯伯的大儿子雪山哥哥和女儿何生姐姐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放假回家。雪山哥哥的女朋友华静姐姐也在，还有何伟伯伯的干女儿马宁姐姐，再加上一个叫大金的女孩子也天天住在那儿，真是热闹。我的玩伴儿主要是大金，雪山哥哥他们太大了，把我当成小小孩儿，偶尔逗我玩玩，我就十分高兴。

何伟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有解放军在大门外站岗。后院是宿舍区，门口还是有解放军站岗。不要说外人进不来，就是我这个住在里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随便出入，出去再进来就成大问题了。跟何伟伯伯的住处相比，我们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我自己一人住了一间，这太让我满意了。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大极了，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好几个火眼儿，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对我来说，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有一种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鱼。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
我还几乎天天晚上跟马宁姐姐一起去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得很，没有几个观众，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人们是没有闲情逸致看戏的。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伟伯伯他们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

春节的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几个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大年初一，何伟伯伯带着我们去看黄河花园口。我第一次听说当年蒋介石以阻挡日寇为名，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汹涌的黄河水没有挡住日本人，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流离失所。看到黄河静静地在两边的堤岸间流动，也许是我年岁太小，没有什么很激动的感情，只是觉得河边很冷。从黄河堤上下来，顺路去了堤边的一个村子。我们在前呼后拥下，进了一家农民的房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农民和农民的家舍。我觉得自己是在看电影，因为那房子和农民的穿着跟电影里演的解放前的乡下差不多。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省委的何书记，来看看你们，给你们拜个年。”那个老农民诚惶诚恐地伸出手来，何伟伯伯轻轻地握了握，在炕沿旁坐下和他拉家常。老农民屋里的其他人，像看稀罕物似的盯着马宁姐姐和我，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在何伟伯伯只坐了几分钟，就带我们离开了，也没有再去另外的农家。
坐在车里，何伟伯伯严肃地对我们说：“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看看你们一天到晚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惭愧啊！”我心里很不以为然：“那些吃喝都是你给我的，我在北京其实是吃不到的。这怎么能赖我呢？我干嘛要惭愧呢？”

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我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但心里的感觉怪怪的。

回到北京，妈妈问我在河南过得怎样。我说：“过得好。何伟伯伯对我好，孙一瑾(何伯伯的爱人)阿姨对我好。吃得可好了！”我又问：“为什么农民的生活不好，我们的生活也不如何伯伯家好呢?为什么省委书记可以天天打麻将不上班呢?”妈妈叹了口气，轻轻自语：“没想到何伟的革命意志会这样消沉。”我不懂妈妈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自己似乎说了对何伟伯伯不利的话，觉得对不起他：何伯伯对我那么好，我却说了他的坏话。很久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发生过抢国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死了人。我不知当时何伟伯伯是否还在河南。但省委大院的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我们好得多的世界这一事实，却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后来何伟伯伯调到北京做了教育部部长，妈妈常常带我到他位于铁狮子坟的国务院宿舍做客。门口仍然有警卫，但是填了单子就可以进去，没有了省委大院的森严。何伟伯伯的住宅是一幢和另一家连在一起的二层小楼，气派比省委大院差远了。

『资料：何 伟』

何伟（He Wei，1910年11月至1973年3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1954年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河南汝南人。
1935年开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历任全国救国会常务理事，中共武汉临时工委负责人。
1939年11月至1940年5月，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2年至1943年，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
1944年至1945年，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
1946年3月，哈尔滨市委书记。
1946年9月至1948年8月，牡丹江省委代理书记。
1948年9月至1949年10月，东北铁道纵队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管会秘书长。
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
1952年8月至1954年10月，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华南分局常委、中南局委员。
1954年至1958年，外交部部长助理。
1958年至1962年，驻越南大使。
1962年至1964年，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
1964年，教育部长。
1973年3月9日去世。http://t.cn/zT6ai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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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当年的保姆之乡 - 戴启文 无为网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无为史话》2021-02-28】

20世纪80年代，无为曾被称为“保姆之乡”。据说无为当时约有5.5万妇女在北京等地当保姆，电影《黄山来的姑娘》，说的就是无为小保姆的故事。

分析无为当年成为“保姆之乡”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无为地少人多，可是其他同样地少人多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成为“保姆之乡”呢？有人认为一些曾在无为工作过的老干部把无为妇女带到家里当保姆的带动作用，可是江西瑞金、陕西延安、安徽金寨等地方出了许多老干部，为什么那里没有成为“保姆之乡”呢？有人认为无为妇女勤劳干净，善于持家，可是妇女同样勤劳干净并善于持家的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成为“保姆之乡”呢？联系到保姆职业对劳动基本素质的要求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无为当年成为“保姆之乡”，除了上述缘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无为人的信义和团结。

一、抗战时期的保姆

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建立保育院，接收军政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保育院一般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管理”的办法，许多保育儿童被分散寄养到农户即保姆家中。作为新四军七师所在地，无为的一些农村妇女成为新四军军政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的保姆。

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何伟和中共无为县委书记孙以瑾是一对夫妻。为了应对复杂的形势，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日趋残酷的现实，孙以瑾于1943年3月把自己两岁的儿子何雪山和没有满月的女儿何生寄养到无为一个邹姓大嫂的家里。1943年8月，何伟携孙以瑾赴延安，孩子依然留在无为。
1945年新四军七师北撤后，无为地方百姓生活困难，这位邹姓保姆杀了一只鹅，用盐腌好后挂在门外的墙上风干，她每天割两片鹅肉，蒸熟了单独放在何伟孩子的饭碗上，却不给自已的小孩吃，含辛茹苦地抚养何伟的孩子。

关于无为保姆，1943年任中共无为县委宣传部长的刘芳也有过回忆。她说1945年新四军七师北撤山东时，由于时间紧迫，又要长途行军，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寄养到仓头革贪村一个农村大嫂家，连一点抚养费都没有留下。国军占领了根据地，到处搜查，这位大嫂被迫带着刘芳的孩子东躲西藏，吃尽艰辛。后来，她遇到一个经常与新四军做生意的商人，央求那个商人把刘芳的孩子带到了山东解放区。1949年后，刘芳托人打听这位大嫂的消息，得知她已经去世。

当时，那位邹姓大嫂并不知道自己收养的孩子的父母是谁，并不知道共产党就能坐江山，更不会想到孩子的父亲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助理、教育部部长，而革贪村的大嫂1949年前已经去世。丢开支持革命的内容不说，这两个保姆的身上体现的不只是一般的母爱。她们都觉得自己承诺帮别人带孩子，就应该把孩子带好，骨子里透出的是一诺千金的忠诚和信义。

二、当家但不做主

保姆与雇主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当家却做不了主。但是，接受了雇主的委托，无为保姆认为自己应该信守诺言，时时处处为雇主着想。

元《无为图策》和《大明一统志》都说无为人“人性淳厚”。
北宋的无为人贾易，官至监察御史，他见苏轼明知杭州无灾却上书说杭州大灾请求赈济，立即揭发。其实，这不关他贾易什么事，江山又不是他贾家的。结果，贾易落得里外不是人。
南宋的无为人王蔺，官至参知政事，因为辛弃疾用钱如流沙并随意杀人被王蔺列为控制提拔的对象。结果1000多年过去了，王蔺成了许多人眼里打击忠良的黑手，成为辛弃疾收复中原的理想不能实现的障碍。

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结构是大臣当家，皇帝做主。面对许多问题，为什么历史上这些无为人就不能装作不知道，或是知道了却不过问呢？浸透血液的忠贞和耿直，让他们忘了自己只是皇帝的雇佣人员，而把自己当成皇家公司的合伙人了。

三、另一层意义上的保姆

忠诚和信义，让许多无为人享受到血色荣耀。

隋炀帝被杀后，被人用门板拼凑了一副棺木收敛起来。无为人陈稜念及旧，他顶住压力，“集众缟素”把旧主改葬到吴公台下。陈稜的忠心耿耿行为，“恸感行路，论者深义之”。

公元1129年11月到1130年5月之间，金兵占领无为，南宋朝廷军队全部走。危难之际，无为人王之道率领乡兵与金兵周旋；之后的许多年里，无为地处宋金对峙区域，地方百姓始终支持南宋朝廷与金兵作战。

公元1274年，元军由淮南出发进攻无为州城。由于宋军得到地方百姓的支持，元军日久不克，主帅刘整郁闷而死。面对强敌，却支持坚守无为城，体现了无为人对朝廷的忠诚，透出的是执著的性格。

明代，无为区域属于南直隶，是朱元璋的根据地。大明王朝建立后，众多无为人在朝廷做官，地方百姓得到税收、教育等方面的恩惠。
明朝灭亡后的1648年，无为州生员吴张胤、沈士简等人，听说“史可法”隐身在巢县，准备反清复明，便“头巾蓝衫”前往谒见，并里应外合引导义军打下无为州城。虽然这些读书人后来或是被杀或是被流放，但他们在明王朝大厦已倾的时候，依然忠诚地用自已的生命为朱氏家族当了一回保姆。

1945年新四军七师北撤后，支持和同情新四军的3,700多无为百姓被杀。有人撰文回忆说，国民党军在严家桥残害群众，先后打断几百条扁担，使当地扁担一度缺货。
1949年，无为人民为支持解放军横渡长江，在自身粮食短缺、正处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为渡江大军筹集军粮2,000多万斤。全县有10万多民工参加运输、担架、修路等工作，2,000多人直接参加渡江战役，大量支前民工牺牲在渡江战役战场。

1959年7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听说家乡无为闹“共产风”，顶着压力解散了全县4,000多个公共食堂，使大量无为人免于被饿死，结果却被打倒。联系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人评价张恺帆，说他不会做官，看不清政治风向。无为人却说张恺帆是“张青天”，他不会做官，但会做人。

据了解，当时安徽省另有五个无为籍地县级官员抵制大办食堂，或想方设法消除大办食堂造成的恶劣影响，虽然自己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治下百姓的生命得到保护。

不投机，重信义，无为人特别讲究“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