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令案，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瑞士巴塞尔审理的一个案子。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有一对夫妇，男的好像是银行职员，结婚后住在岳父母家。这对小年轻住一楼（年代久远，记的不是很清楚了）。在一个周四的那天，还有人看到过年轻的妻子。此后再没有人见到她了。她的父母就住在同一栋楼上。周一，发现年轻的妻子（受害人）被人分尸、冷冻在地下室的冰柜里。前一天的上午九点多钟，死者的丈夫还把床垫扔出来了。床垫上有血迹。
这对夫妻有点像国内的倒插门。丈夫成了最大的嫌疑。后来被判处终身监禁（瑞士没有死刑）。
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一位年轻的女律师。当然辩护是失败的，因为嫌疑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女辩护律师在案件结案以后，还在四处为罪犯伸冤，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案犯鸣冤叫屈，并且写了一本书，专门介绍案情和审理与辩护情况。警方最大的漏洞，是没有考虑到第三者作案的可能（比如流动作案）。嫌疑人辩护说床垫上的血是受害者的“经血”。
在罪犯坐牢5年后，法院终于同意重审此案，州法院判决后，上诉到联邦法院（最高法院）。
由于案件重大，联邦法院（相当于我国的最高法院）决定采用陪审团制度来审理此案。众所周知，瑞士是个大陆法国家， 采用陪审团制度，在瑞士司法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陪审团只需要做一件事：嫌疑人有罪还是无罪。假如有罪的话，就是翻案失败，嫌疑人得继续坐牢，而且是维持原判。假如陪审团投票是无罪的话，就当庭释放，而且需要国家赔偿。
因为是历史上第一次采用陪审团制度，有关国家的司法体制问题，所以参与的人非常多，报纸每天都登载案件的详细情况，包括案情、起诉、重审、开庭、辩护等等。最后，在宣布陪审团意见前，报纸上的争论，比大选还热闹。
陪审团投票结果好像是以一票只差判定为“无罪”。盲盒开了之后，坐了5年牢的这位前银行职员被当庭释放。重审结束后，巴塞尔检方还是表示不服，但是也没有办法。
不久，巴塞尔州政府赔偿嫌疑人40万瑞士法郎，在当时也是很大一笔钱（有个同事当时买了一栋房，三层楼，花了70万瑞士法郎）。
这不是最终结果。最终结果在获得赔偿后不久，女律师与她的客户，也就是曾经的犯罪嫌疑人结婚了。读者们看得目瞪口呆。
我当时也看了一些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具体细节可能会有出入，但大致情节就这样。
对于这个案件，我当时的直觉就是这个前银行职员做的，很多人也认为他就是凶手。就这个案子，我问一位瑞士人“假如他是凶手，不仅无罪释放，而且还赔偿了他40万法郎，这公平吗？”
这位一直在关注案件进展的瑞士人回答道“也许不是很公平，但是警方要为自己的瑕疵买单。另外，他已经坐了5年牢，这也已经够了。”
听到这里，我真的感到很无语。
写完上面的这些话以后，我想查查这个案件在网站上有无记载。很遗憾，由于很多网站都打不开，我没有查到这个案件。但是，却无意中查到德语剧作家Schneider写过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巴塞尔杀妻案”。虽然讲述的是阿尔巴尼亚匪帮的故事，但故事暗讽的人和事情，似乎都有这个案子的影子。如发生时间、杀妻、腐败、不作为等等。
年代久远，案件的真实性其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警方是否可以公布当时的侦办情况？法院是否也可以让控辩双方发表意见，即便是在一个传统的大陆法国家，也采用陪审团制度，由陪审团成员用常识来决定嫌疑人有罪还是无罪？如果利用常识定案的陪审团成员，放走了一个罪犯，我们也无法可说，因为毕竟大家都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