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四岁时，他父亲去世，他母亲带着他背井离乡，迁往另一市镇。有人赞扬傅雷的母亲有远见，给了傅雷更为开阔的视野，但傅雷他妈主要是被族人欺负得待不下去了。

傅雷的母亲对他期待甚高，傅雷在外面玩耍的时间长了点儿，他妈就用包裹皮兜起他，要把他扔河里；他读书稍有懈怠，他妈就把铜钱贴他肚脐眼上，上面点根蜡烛，烛泪落在他肚皮上，烫得他直哭——估计他当时还躺着；还有次把他绑在摆着父亲灵牌的桌子前，要他对着灵牌忏悔。他妈有次对他失望，拿起绳子要上吊。

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人，如果不是很萎靡，就有可能被锻炼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志。傅雷属于后者，看他写给他妈的信，那叫一个抒情，他完全接纳他妈对他的磨炼，认为这是存在于世间的必修课。后来，他又把这一套用在了傅聪身上，导致傅聪受虐不过，离家出走。

字怒安的他，活的就是一股怒气。

按照傅雷的观点，小说里的人一定要抗争，要“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以此为标准，只怕大多数名著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且以他难得看得起的钱锺书的作品《围城》为例，无论是方鸿渐、赵辛楣，还是苏小姐、孙小姐一干人等，都在随波逐流、淡漠地苟且——但同时也不怎么变态地—活下去。

他们是不够英雄，但满地英雄那是好莱坞电影，好的小说写的都是人世。